吴保安，字永固，魏州(今河北大名)人，本是唐代的一位忠义之士(见《新唐书·忠义列传》第116《吴保安》)。其事迹长期在民间流传。至明代，由“说话”艺人编成话本《吴保安弃家赎友》，收入冯梦龙编纂的《古今小说》第八卷。吴保安是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
吴保安本在东川(今四川三台)为遂州方义尉，任期将满，因担心自己的前途，向同乡人郭仲翔写信，求其荐举。这在世人看来，似乎太突兀了。因他与郭仲翔“从未识面”，只是从传闻中“知其为人义气深重，肯扶持济拔人的”。郭仲翔接信后，颇为吴保安对己的信任而感动，认为是“大丈夫遇知己”，征得主将李蒙的同意，提任他为掌记(即管理文牍的官，相当于书记之类)。没想到次日李蒙全军覆没，郭仲翔也被掳至异地，南蛮头目乌罗准其用素绢千匹赎之。危难之际，郭仲翔想到了吴保安，让他持信找伯父郭元振，凑集千匹绢资，早来取赎，以跳出苦海。吴保安见信后， “好生凄凉”，深为郭仲翔的不幸而焦急。他立即“写回书一纸，书中许他取赎，留在解粮官处，嘱他觑便寄到蛮中，以慰仲翔之心，忙整行囊，便望长安进发”。孰料，郭元振已于一月前死去，连家小都扶柩而回，吴保安扑了个空， “大失所望”。
吴保安和郭仲翔素昧平生，只是得到了他的荐举，况且还没能上任，他三千里风尘，来回奔波， “径不回家”，照理说，也对得住郭仲翔的这一点恩德了。但是，吴保安视友谊比生命还重要。他回到家里“放声大哭”，妻子追问其故，吴保安一一陈明郭仲翔身陷囹圄，度日如年之苦，说： “吾向者偶寄尺书，即蒙郭君垂情荐拔;今彼死生之际，以性命托我，我何忍负之?不得郭回，誓不独生也。”然而，他的家境十分贫寒，倾其家产，只有二百匹绢资。为筹措赎金，吴保安外出经商，日里夜里只是想着“郭仲翔”三字， “朝驰暮走，东趋西奔;身穿破衣，口吃粗砺。虽一钱一粟，不敢妄费，都积来为买绢之用”，整整十年，始终如一，才刚好凑得七百匹绢。
小说在展现吴保安经商筹资的同时，突出描写了他弃家赎友的美好品德。十年来，吴保安尽心于经商，和家庭“不通音讯”。妻儿沦为乞丐，历尽生活的种种磨难。由于新任姚州都督杨安居的收留，他们才算有个栖身之地。当杨安居寻觅到吴保安，赠与四百匹绢，并告诉他妻儿“远来相觅，现在驿舍，足下且往，暂叙十年之别”时，他却说： “我当亲往蛮中，赎取吾友，然后与妻孥相见， 未为晚也。”置近在咫尺的妻儿于不顾，带着筹惜到的一千一百匹绢，骑马径往南蛮赎友。是吴保安不爱妻儿吗?非也。吴保安并非一个薄情之人。他在决定倾家赎友时，特地回家和妻子商量，而妻子也毫无怨言。吴妻在凄凉中度日时，对丈夫的行为也甚是理解，独自一人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只是在吴保安离家十年，“衣单食缺，万难存济”之时，才亲往姚州寻夫。从小说的这些艺术描写中，可见吴保安夫妇的感情十分真挚。但是，这种真挚的感情和以性命相托的朋友情谊相比，在吴保安看来，显然后者的份量要远胜于前者。小说正是在“弃家”与“赎友”的强烈对比中，凸现了吴保安忠义过人的鲜明性格。当吴安保费尽周折，从南蛮人手中接郭仲翔归来时，他“如见亲骨肉一般”，“未暇叙话，各睁眼看了看，抱头而哭，皆疑以为梦中相逢也”。本来素昧平生的两人，终于结成了生死之交。小说结尾描写郭仲翔在吴保安夫妇死后，不远千里，负骨迁葬，又将吴家留下的孤儿养育成人。为表彰吴保安“经营 端，撇家数载，形容憔悴，妻子饥寒，拔臣于垂死之中，赐臣以再生之路”的功德，他上疏朝廷， “人追慕共事，为立双义祠”。正如回前诗所说： “至今史传高其人”。小说中的吴保安，是一个感人至深的忠义之士的艺术形象。
封建社会中的小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经济地位也不稳定，在从事商业活动中，经常东漂西泊，寄人篱下，受到统治阶级的欺凌压迫和各种外来力量(包括天灾人祸)的干扰，生活很不安定，所以渴望着能得到真挚的情谊和侠义行为的庇护，想依凭相互间的帮助来改善他们困厄的处境。作者借助吴保安这一艺术形象，提出了社会交往中“结交须结心”的人际关系准则。在吴保安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真义气”，固然打上了儒家倡导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烙印。但它颂扬的那种一诺干金，肝胆相照，讲求信义，赤诚帮助，追求生死与共的患难之交的品德，在处理人们的相互关系中，是十分需要的，它正是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愿望的真实反映。在今天，也得到了人们的肯定和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