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丽娘是汤显祖剧作《牡丹亭》中的女主人公。
丽娘出身在一个礼教气氛十分浓郁的官僚贵族家庭。父亲杜宝官南安太守，母亲甄夫人亦为贵族之后，丽娘则是他们唯一的女儿。父母视她为掌上明珠，一心把她培养成知书识礼，举止中规的封建淑女。她从小禁锢在小庭深院，生活十分单调。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受到的管束也越来越严厉：穿件绣着双鸟的衣服，便受到母亲指摘，中午略为打盹，也要招来责难。父亲杜宝还特为邀请迂腐老成的陈最良来作老师，以“开首便是后妃之德”的《诗经》做教材，为丽娘讲书。后院明明有座后花园，也从不对丽娘提起。杜宝解释这种教养方式，乃是为了拘束丽娘身心，扑灭她自由的天性。
身受从环境到心灵的层层束缚，少年丽娘呼吸不到一点新鲜气息，纯洁的心灵甚至一度受到礼教的玷污。侍女春香说她： “名为国色，实守家声，嫩脸骄羞，老成持重。”已经略具官家小姐的风范。但是，这并未成为丽娘性格的主要方面。她“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每当惠风布暖，莺软花浓之时，便怅然伤春。这种纯真烂漫的个性与理学气息弥漫的环境之间的矛盾，把她带入强烈的苦闷和困惑之中。
迂腐塾师陈最良的一首古诗，却“讲动情肠”，唤醒丽娘的自由意识，推动了她性格的发展变化。《关雎》本是首歌唱爱情的优美民歌，陈最良硬是曲解为理学教义。杜丽娘按照自己的生活感受理解诗意： “悄然废书而叹曰： ‘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古今同怀，岂不然乎?’”她认为《关雎》表达的乃是古圣人一种正常的人生欲望。古今悬隔千年，而七情未变，圣人尚且不能免俗，不正说明人的正常心理情感不可压抑么?可是丽娘切身肤受的，正是礼教对身心的层层拘束，对人性的重重剿灭。想到这些，她对礼教的心理对立越发加剧了，不禁慨然叹息：“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关关”本为鸟声，丽娘故意移用为写禽鸟的处境。禽鸟本来是无拘束的，那雎鸠虽然关了，却仍然满怀着遨游洲渚的兴致，因为它相信哪一天必要飞出笼去。而丽娘一言一语，举手投足，都要受到种种的人为规范，必欲失去全部的天性欲望，接受纯属外加的另一思维模式而后止。这样说来， “人不如鸟”诚非虚言。传统束缚酿造的逆反心理，推动丽娘从心理对立走上行动反抗的道路。
《游园》一出戏，集中描写丽娘青春觉醒过程。背着父母游园赏春，最初动机只是暂时摆脱沉闷无生气的深闺生活。但走进花园，只见姹紫嫣红，莺啼鸟唤，满园生机。一种对于自然美的惊异和欢悦顿时充溢胸中。她不禁抱怨： “恁般景致，我老爷和奶奶再不提起”， “锦屏人”把韶光看得太贱了。如屏如画的春景铺排在她的面前，她脱口唱道： “遍青的啼红了杜鹃，荼蘼外烟丝醉软。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的先。闲凝盼，生生燕语明如剪，呖呖莺歌啼的圆。”在喧腾热烈的气氛中，顺应自然的节律，按照自己的天性欲望，万物都在无拘无束地生长生活，这是多么令人称羡的情景。正值妙龄的青年男女，不也一样酷爱热烈，渴望顺适，需要满足吗?大自然随缘随欲的生息意趣，激起丽娘春情的波澜：“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她的人生欲望，奏出了与自然万物相同的旋律。她想到自己“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而播弄自己婚姻命运的，乃是那种选择门第的婚姻制度： “则为俺生小婵娟，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甚良缘，把青春抛的远。”在这里，她把传统婚姻制度与自己的青春欢乐尖锐地对立起来，构成一种非此即彼的态势，蔑视“良缘”，珍惜青春，甚至对“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的前代佳人才子露出钦羡之情，表现出十分热烈的渴慕青春幸福的心理。丽娘的青春完全觉醒了。而这“青春”的内涵，首先表现为人的正常生理欲望。推而衍之，情理矛盾，本质上就是“欲”理矛盾，是人的正常欲望与礼教禁锢之间的矛盾。作家汤显祖用文学手段进行的这番哲理阐释，与思想家李贽提倡“好货”、 “好色”等人生欲望的进步思想遥相契合。
对自由幸福生活的热烈追求，把她引入“美满幽香”的好梦之中。在梦中，她与一手持柳枝的书生欢会，完全摆脱生活规范的约束，享受到自由爱情所特有的幸福和满足!惊梦以后，爱情便吸引了她的全部精神力量，梦境和梦中之人便成为她唯一的追求了。她十分珍惜和留恋这个梦。《寻梦》一出，她不顾母亲训诫，支走春香，独自一人走入园中追寻梦境。她醉心于梦的甜美幽香，又伤感于“猛教人抓不到魂梦前”的冷酷现实。她徘徊于作为爱情象征的梅树之下，唱出了“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的心声，明确表示她对自由生活的强烈向往。她的反抗性格开始迅速发展。
现实生活是冷酷无情的。《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尚能从普救寺获得偶遇青年才子的机会，丽娘深闭于闺阁之中，不能越雷池一步，她的理想就始终只能是个心造的幻影，不可能成为现实。她的情绪变化得不到任何人理解、体贴与安慰，甚至对贴身侍女春香，也难吐真言。于是，她就越发深深沉醉在那美梦之中了。在“泪花儿打迸着梦魂飘”的凄凄愁苦中，相思憔悴，艳冶仙容不久就“瘦到九分九了”。但她对理想的追求却更为执着。她自绘春容，要“精神出现留与后人标”，吩咐春香把画藏到湖山石下，坚信梦中之人会拾翠到此， “来把画粉销”：临死遗言，葬在梅树之下;问春香：“咱可有回生之日否?”仍然盼望着能够“月落重生灯再红”!丽娘之死客观说明，在那个黑暗时代，反动理学对社会精神领域的统治十分顽固和残酷，或摧残灵魂，或毁灭肉体，对自由进步力量的迫害是异常惨烈的。要想真正获得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必须推翻封建制度，填平性理之学这口毒泉。从另一角度看;丽娘之死又是光辉和壮烈的，她宁为至情献出宝贵的青春，也决不安于礼教禁锢，偷生于世，这种对于礼教排山倒海般的巨大冲击力，正预示着理学以及它所依附的封建制度的末日。
《牡丹亭》的鲜明个性，杜丽娘之区别于同类叛逆形象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丽娘并不止于以死殉情，而是以死为转机，求得梦境所标志的爱情理想的最终实现。死后的丽娘，终于通过幸福道路走向理想未来。在地狱里，她是完全自由的。《冥判》一出，她要求判官， “劳再查女犯的丈夫，还是姓柳姓梅。”在阴曹判官的帮助下，她的游魂终于寻到了梦中的爱人。在《幽媾》、《欢挠》、《冥誓》几个段落，丽娘充分表现出对爱情追求的大胆和热烈。在梅花观里，她不顾柳梦梅只是个穷秀才，直率而真挚地表白了自己的爱情，共订白头之盟。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门当户对”等礼教清规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她的叛逆性格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复生以后，她的性格又有发展。在最高统治者面前，她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真乃是无媒而嫁”，当父亲杜宝以“离异了柳梦梅”相要挟，拒不认她做女儿时，她答道： “叫俺回杜家，了柳衙。便作你杜鹃花，也叫不转子规红泪洒。”在父女关系与珍贵爱情之间，她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一个生死不渝地追求自由生活，追求理想爱情，坚决挣脱封建传统束缚的叛逆女性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闪耀出炫目的光辉。
受到时代的限制，作者只好不无滑稽地把调和情理矛盾的任务交给了最高统治者皇帝，但杜丽娘终于胜利了。死而复生的情节是浪漫的，情战胜理的结局也是浪漫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不会发生。但正是死而复生的情节，示范给那些钟情男女，对理想的追求应当至死不渝。也正是这种光辉结局，寄予了作者的崇高理想，展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为青年们指出了叛逆封建礼教，反抗封建传统的向上之路。
汤显祖生活的晚明时代，一方面，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已经从盛唐的巅峰经宋、元、明而不断滑向低谷。作为没落统治阶级垂死顽抗的一种惯常手段，思想禁锢日渐严重。肇端于北宋的性理之学，被改造为统治阶级正统意识形态，其戕害天性，绝灭人欲的反动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有明一代烈女尤多，从反面说明，妇女所受的礼教压迫最为严重。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明代市民阶层力量壮大，产生出代表本阶层思想意识的杰出人物。李贽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同传统封建观念迥然不同的学说，他彻底否定在人之外有什么天理，进而否定天理对人心的统治，否定对人的自然要求的任何束缚。他以《关雎》为例，说明文学作品应该出之真情： “《关雎》之诗，未得则辗转反侧，寤
思求，其神伤也。既得则钟鼓琴瑟，乐而不厌，其乐淫也。”(《明灯道古录》)决非所谓“思无邪”之作。乐而至淫，哀而至伤，纯平为一片至情，而这至情，乃是人类的正常情感。汤显祖深受李贽等人的思想影响，他的一生，是为人间至情而歌唱的一生。杜丽娘便是他着意塑造的，高度凝聚了人间至情的一个文学人物。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辞》中说：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于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漠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作者笔下的杜丽娘，就是一个在情理的激烈矛盾冲突中，勇敢反抗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维护“至情”的艺术形象。
她与《西厢记》主角崔莺莺相比，越发显示出她反抗礼教，追求自由爱情的决心和勇气。作为封建叛逆女性，她的形象闪耀着比崔莺莺更为璀璨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