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的创作背景
时代背景
卡夫卡生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动荡不安、物质主义盛行的年代，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格，而当时的布拉格正处在激烈的民族冲突与动荡中，“社会主义、犹太主义、德国民族主义、玩世不恭的思想、人道主义、以及一切虚假的世界主义等各种信念都相互冲突”。
家庭背景
卡夫卡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希米亚(今捷克)的布拉格，父母都是讲德语的犹太人。父亲海尔曼原为乡下屠夫的儿子，依靠艰苦创业，白手起家，成为一个百货批发商。他由于未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因而知识贫乏、头脑简单而务实，并且为人偏执、专横粗暴，在家庭中对妻子和孩子实行家长式专制统治。卡夫卡一直生活在“专制犹如暴君”般的“父亲的阴影”中。
卡夫卡在36岁时，曾战战兢兢地给父亲写了一封达几十页的长信，流露出对父亲的极端恐惧心理。父亲对卡夫卡的教育手段是“骂、威吓、讽刺、狞笑”。
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曾提到他欣赏一位犹太演员洛伊，而父亲却以不屑一顾的语气和可怕的方式将那演员比做一只甲虫。
卡夫卡将写作视为生命。1913年1月2至3日，卡夫卡写给女友菲利斯的信中直率地表达了自己和创作的关系：他只有通过写作，才能维系生命。
《变形记》赏析
《变形记》主题思想：人的“非人的”思想变形。当人的“个体性”与自我心灵被忽视时，就不可避免与人产生“公共性”矛盾而导致命运毁灭。
当格里高尔从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时没有表现出一个正常人所应有的惊恐，而是近乎于冷静地想了一下“我出了什么事啦”，甚至连惊讶都没有。
由于格里高尔在家庭生活和工作中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不是从一个有独立意志的个体的人出发的，而是以供养家人、还清债务为目的的。在生活与工作中，格里高尔“个体的我”处在被遮蔽状态，他往往只是“公共的我”的饰演者。渐渐地，他就意识不到自我的存在了，他想到的只有工作，他身上人的个体性被社会性不断地侵蚀、压抑，直到变形。这变形最终完成了由“公共的我”向“非我”的他者的最终转变。所以，对变形后的格里高尔来说，有关于个体的一切都成了相对的无关紧要的了，只有工作才是重要的。为此，格里高尔对于自己的变形，他也几乎是从家人或社会的角度来认识的，家人对此有多冷漠，他几乎也持有同样的冷漠，只有在这个变了形的躯体受到伤害或屈辱时，他才稍微地意识到“个体的我”的存在。
通过变形，“格里高尔渴望的反抗的目的部分达到了。变形后他不用再去干那些讨厌的差事，也不用再煞费苦心;在对自由的渴求与对父母承担的责任之间进行选择。变甲虫的结果使格里高尔既有可能获得自由，又‘不负罪责’，仅仅成为一个无妄之灾的受害者”。
社会性与个体性是一个独立的、完全的人所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变形记》中的老板、秘书与家人们只看到了自己的利益，忽视了一个社会的人所应有的对他者的温存与理解;而格里高尔又过于看重人的社会性，忽视了一个人最根本的存在前提——自我意识。《变形记》在对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进行鞭辟入里的挞伐之时，也通过格里高尔的变形以及最后的死亡，揭示了一个忽视了个体性存在的人不可避免的毁灭命运。
变形启示
《变形记》对“变形”的真正指向，是对人的生活态度、道德观念、价值观、存在主义的变化扭曲的透视。从表面上看，变形的是从人变为虫的格里高尔，然而，格里的精神世界，他的责任感，对家人的尊敬，特别是对妹妹的爱，是由始至终都坚毅不变的。反而是家庭的另外三个成员在整个过程中经历着起伏的“思想变形”。《变形记》用表面的荒诞不经，来诉说作者自己内心的生活理想，蕴涵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卡夫卡的象征，不但具有深刻的文字艺术的深刻意蕴，又包含着理智的比喻。
首先，它表现了作者对于被社会同化的内心忧虑。社会发展趋于同化，大众对于成功学理解的单一与成功标准的功利化，使大众趋向于常规，尽力规避风险。大众被他人所谓的成功标准而同化与影响，甚至胁迫的不能自主，成为只对名利金钱追逐的奴隶，从而人纯洁善良的一面彻底被抹灭，人成为非人。《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故事正是人异化为非人这一哲学生存现状。
其次，作品还表现了在现代社会里人对生活压力的畏惧和逃避。主人公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成了甲虫，就像是他对于自己命运控制的无力。这种恐惧与无力，挣扎无果后的绝望，是作者表达给读者的近体化情绪，给读者带来一种强烈代入感。《变形记》对“变形”的真正指向，绝不是人变成虫的意象，而是在格里变形之后给这个家庭每个人带来的生活上思想上的变形。再深入点说，是对这些人生活态度、道德观念、价值观、存在主义的变化扭曲的透视。《变形记》有趣的正是在于，表面上看，变形的当然是从人变为虫的格里高尔，然而，格里的精神世界，他的责任感，对家人的尊敬，特别是对妹妹的爱，是由始至终都坚毅不变的。反而是家庭的另外三个成员在整个过程中经历着起伏的“思想变形”。
最后，作者表达了对于命运无力改写的强烈苦恼与愤慨。在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面对家人的嫌弃与冷漠，他无力改写，只得承受。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作者所想表达的现实性意义被鲜明的揭示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