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形原因
格里高尔从人变成甲虫看似十分荒唐，但实际却异常真实，西方工业文明的来临，导致生存环境异化，使人蜕化为“非人”。一旦一个人失去了自我，他就必须在生活的重担下被异化。在格尔高尔没有变成甲虫之前，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承担着全家人的生活重任，受到了家里的尊重。然而，自从他发生变故后，家人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极度自私、冷漠、残忍。面对这种改变，格里高尔的父亲“无情地把他推开，像野人一样尖叫”。后来还拿苹果砸中自己儿子，使他不久丧命。母亲同情儿子，但她对格里高尔的母爱并不坚定，她刚开始不赞同将儿子房间清空，但前提是以为儿子会恢复健康， 她也曾试图去看看儿子，但由于害怕、胆怯，这种想法也消失殆尽了。妹妹葛蕾特，在哥哥变形初期，她对哥哥是无比的关心，时间一久，她也再無耐心可言，甚至一心想要摆脱他。
正如恩格斯在《英国无产阶级状况》一文中说的，“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 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关系之后的私人利益”。这就清楚的阐释了格里高尔和他家人之间感情淡化的真正原因，全家都以格里高尔为生活来源，维系他们关系的是金钱、是利益，这种关系一旦消失，他们就只剩下冲突、隔膜、冷漠，留给他们的只能是“异化”。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和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西方社会的恐惧、惊慌、危机和异化。在异化过程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人被异化为非人，人们失去了自己的天性，失去了自己的本心。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无法在如此沉重的迫害下控制自己的命运。
格里高尔是怎样的人
主人公格里高尔在父亲破产后，拼命地工作，使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母亲和他特别喜欢的妹妹葛蕾特重新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他由普通的伙计变成了成功的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是家中受到尊敬的长子，父母夸奖他，妹妹爱戴他。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小说中的格里高尔只是一个名字，一个符号，它实际上是没有所指的，没有对他的外貌描写，没有对他的性格描绘，甚至在小说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在小说中一直活动的其实只是这只大甲虫，具有虫性、仍具人的思维、仍能听懂别人话的大甲虫，想爬出去看看母亲时，父亲看着他的样子，竟然气坏了，将一个个苹果无情地掷向了格里高尔，一只苹果“打中了他的背并且还陷了进去”，从此以后腐烂的苹果就和格里高尔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一直到他生命的结束。
格里高尔死后，一家人如释重负。父亲萨姆沙说，“让我们感谢上帝吧!”母亲竟“带着忧伤的笑容”。“卧室的门打开了。萨姆沙穿着制服走出来，一只手搀着太太，另一只手挽着女儿。”
望而生畏的家庭伦理
卡夫卡当时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的时代。因为对现实失望至极，人们开始以一种痛苦、悲观的心态来面对现实。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许多先驱者的思想和理论，汇聚成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认为人的心理情感、欲望、本能和主观情感是人的核心，因而理解“真正的人性”。卡夫卡十几岁时就对尼采、达尔文和斯皮诺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审视现实的过程中，流露出他的悲伤和绝望。通过《变形记》，他完成了对现实的检验。
从小说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最亲近的家庭成员，也会以冷漠、自私和残忍的态度对待变形后的格里高尔。在甲虫的特定环境之中，卡夫卡让读者冷眼旁观人类自己的处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自私、纯粹的利益关系，“一旦人们不能造福他人，甚至不能自已，就像甲虫，会遭到旁人的另眼相待。”《变形记》向我们展示的这种冷漠、自私、纯粹的利益关系，虽然过于悲观和消极，但它揭示了现代社会人类的本质和生存状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支离破碎的人际关系
作者用真实的细节向我们展示了主人公所处的环境，这与现实社会没有太大的差别。在十几个地方，小说清晰地描述了他周围的人对成为甲虫的他的反应和态度。当人们第一次看到甲虫格里高尔时，他的秘书惊恐地跑开了;他的母亲立刻晕倒在地;他的父亲仿佛要把他打回自己的房间。后来，家里人对他越来越冷淡，甚至残忍起来，父亲把他赶进了房间，最后用苹果打他。就连他最善良的妹妹也开始对他“拳打脚踢、怒目而视”，最后，格里高尔绝望地死去了，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好像肩上的担子减轻了似的。
起初，格里高尔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支柱，以为亲人们也能用一颗感恩的心来回报他。但当格里高尔失去了他原本的价值以后，他就结束了自己的使命，变成了一个累赘，理所当然的被嫌弃甚至被拋弃。随着他的“变形”，他的待遇也是每况愈下，发展到后来，他的房间变成了堆放杂物的地方，这其实也暗示了格里高尔的地位：在家人眼里，他已经没有成为人的可能，他已经是可有可无甚至是没有存在的价值，不管是在社会中还是在家庭中，这就是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