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创作背景
1984年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开始写《使女的故事》，它最初并不叫这个名字。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用手写，绝大多数时候写在黄色法律记事本上，然后把难以辨识的潦草手稿在一台租来的德国键盘手动打字机上敲出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刚开始写《使女的故事》时，它的名字是《奥芙弗雷德(Offred)》，即主人公的名字。这个名字来自一个男人的名，“弗雷德”，再加上前缀“奥芙”(of)表示“从属”，就好像法语里的“德”(de)，或者德语里的“冯”(von)，或者英语姓氏如威廉姆森中的后缀“森”(son)。这个名字里隐藏着另一种可能：“献祭的”(offered)，意味着一种宗教的献祭，一个作为祭品供上的受害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小说名改成了“使女的故事”，一部分原因是向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致敬，另一部分原因是引入童话和民间故事色彩：这个故事由主人公讲述给后来的、遥远的聆听者，它具备那种不可置信的奇幻色彩，和那些经历过惊天动地事件的人们讲的故事有共通之处。
《使女的故事》赏析
小说预想22世纪末美国东北部发生政变，原来的民主制度被推翻，建立起一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分子统治的基列共和国”。公元2195年，在努纳维特市迪尼大学举行了一次“基列问题”研讨会，会议主席是该校白种人类学系主任玛安・纽蒙教授，主要发言人则是英国剑桥大学的“2021世纪档案馆”主任詹姆斯・达西・毕埃旭托。22世纪已成为一个少数族裔已从边缘进入心的种族多元的世界，白种大男子主义咄咄逼人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毕埃旭托教授在会上作了关于发现与确认“使女的故事”录音盒带的报告。他说，“使女的故事”是他与一位同事在过去叫缅因州的一个城市里发掘到的，而缅因州是基列时代“妇女逃亡地下铁路”的中转站之一。他们发现了30盘录音盒带，为了把录音内容用文字记录下来，他们请一位仿古制作专家特地重做了一架旧式放音机。录音带里是同一位女子的声音，从她叙述的内容可以推断，她是基列政权用来繁衍人口的“生育机器”―“使女”。教授接着说，众所周知，20世纪未的“基列共和国”曾经是美国的一部分，这个依靠军事政变建立的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空气中充斥着化学污染物和放射线，水里肆溢着有毒成分，核电站在地震中发生泄漏事故;一部分妇女抵制核工业，拒绝生育;性病、艾滋病泛滥;妇女运动抗议强奸、虐待儿童色情出版物等，却在无形中使人们轻信了右翼鼓吹的性控制、焚书等行为;男权统治者虽然竭尽全力，仍旧无法扭转人口出生率剧减的局面……为了改变局面，“基列共和国”当权者对《圣经》顶礼膜拜，推行一夫多妻制，亦步亦趋地效法模仿《圣经》里描述的古代以色列人以妾代妻生子的习俗基列共和国”当局宣布，所有二次婚姻及非婚同居关系皆属通奸行为，把女人们集中起来，经过整训，分别给没有子裔的高级官员作“使女”。如果三个月后“使女”未能怀孕，就会被转移到另一个“岗位”。如果轮了三次仍未能怀孕，这位“使女”便会被送到“隔离营”去清理核废料，她的下场是很快死去，或是送去妓院，作为男性统治者的泄欲工具。
据查证，基列政权中有一个姓渥特福特的是当时“温和派"领袖之一，情况与录音中描述的“大主教”有点相似。女主人公则是已无从查考，但从录音内容可以推测，她是在与人串连即将被发现时，由“大主教”的司机救走的。这个司机很可能是一个双重间谍，既是政府的“耳目”，又是地下救亡组织“五月日”的成员。至于女主人公后来逃跑成功还是重新被捕，给送到隔离营还是进了妓院，都无法查考了。报告人在掌声中结束了他的发言。
文学评论界有人将《使女的故事》看做一部政治性科幻小说，更多的评论家将它归入反乌托邦小说的传统;而阿特伍德本人则认为，这是一部思辨型小说，是现实生活的逻辑延伸。阿特伍德把小说看做是促使读者与作家共同思考的途径，利用虚构的反面乌托邦国家作为与读者交流的中介，以期唤起世人的忧患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使女的故事所产生的影响超出了纯文学的范围，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小说所虚构的故事以美国为背景，然而影射的却是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传统。阿特仼德以极其丰富的想象力描绘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未来世界，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提人们对两性关系的对立、环境污染道德沦丧独裁极权政治极端宗教势力等当前各种隐患的关注和防范。可以说，这部小说既承袭了赫胥黎的《美妙的世界》奥威尔的《1984等文学作品所载负的反乌托邦传统，描写阴森恐怖的未来社会图景，同时又融入了作者特有的女性主题:把当前存在的两性关系的隐患加以夸张和放大，表现出两性生存的困境。由于小说具备强有力的暗寓现实的功能，因而被评论界称为“女性主义的《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