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玄龄明达政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已长格物。与杜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至于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上始御太极殿，谓群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房玄龄等皆顿首谢。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房玄龄、王理掌内外官考，治书侍御史万年权万纪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征谏曰：“玄龄、珪皆朝廷旧臣，素以忠直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间能无一二人不当!察其情，终非阿私。且万纪比来恒在考堂，曾无驳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陈论。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诚徇国也使推之得实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虚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爱者治体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释不问。濮州刺史庞相寿坐贪污解任，自陈尝在秦王幕府。上怜之，欲听还旧任。魏征谏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上欣然纳之，谓相寿曰：“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赐帛遣之。
(选自《资治通鉴·唐记九》，有删改)
译文：
房玄龄通晓政务，又有文才，昼夜操劳，唯恐偶有差池。运用法令宽和平正，听到别人的长处，便如同自己所有，待人不求全责备，不以己之所长要求别人。与杜如晦提拔后进，不遗余力。至于尚书省的制度程式，均系二人所定。太宗每次与房玄龄谋划政事，定要说：“非杜如晦不能敲定。”等到杜如晦来，最后还是采用房玄龄的建议。这是因为房玄龄善于谋略，杜如晦长于决断。太宗开始到太极殿听政，对群臣说：“中书、门下省，都是机要的部门，诏敕文书有不当之处，均应议论提出意见。近来唯见顺从旨意，听不见相反意见。如果只是过往文书，那么谁不能干呢，何必又要慎择人才呢?”房玄龄等人都磕头谢罪。按以前的惯例：凡是涉及军国大事的，就让中书舍人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都签署自己的名字，称之为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加以审核，给事中、黄门侍郎予以驳正。太宗开始申明旧的规制，于是很少有错误。房玄龄、王瑾执掌朝廷内外官吏的考核，治书侍御史、万年人权万纪上奏称有不公平之处，太宗命侯君集进行核查。魏征劝谏道：“房玄龄、王佳均是朝中老臣，素以忠诚正直为陛下所信任，所考核的官员过多，中间能没有一二个人考核失当!体察其实情，绝不是有偏私。而且权万纪近来一直在考堂叙职，并没有任何驳正;等到自己没得到好的考核结果，才开始陈述意见。这正是想激怒陛下，并不是竭诚为国。假如核查后得到考核失当的实情，对朝廷也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本来便虚妄，只会失去陛下委任大臣的一片心意。我真正关心的是国家政体，不敢袒护房、王二人。”太宗于是放下此事不再过问。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解除职务，上表陈情曾是秦王府僚。太宗怜惜他，想让他官复原职。魏征劝谏说：“秦王府的旧僚属，现任朝廷内外官职的很多，(我)担心每个人都倚仗皇上的偏袒，而足够让那些真正行为端正的人恐惧。”太宗欣然采纳他的意见，对庞相寿说：“我从前为秦王，乃是一个王府的主人，现在身居皇位，乃是天下百姓的君主，不能单单偏护秦王府的老人。大臣的意见都这样，朕怎么能违背呢?”赐帛打发他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