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古今论谏，常与讽而少直。其说盖出于仲尼。吾以为讽、直一也，顾用之之术何如耳。伍举进隐语，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论，秦帝立悟。讽固不可尽与，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顾用之之术何如耳。
然则奚术而可?曰：机智勇辩如古游说之士而已。夫游说之士，以机智勇辩济其诈，吾欲谏者，以机智勇辩济其忠。请备论其效。周衰，游说炽于列国，自是世有其人。吾独怪夫谏而从者百一，说而从者十九，谏而死者皆是，说而死者未尝闻。然而抵触忌讳，说或甚于谏。由是知不必乎讽，而必乎术也。
说之术可为谏法者五：理谕之，势禁之，利诱之，激怒之，隐讽之之谓也。触龙以赵后爱女贤于爱子，未旋踵而长安君出质;甘罗以杜邮之死诘张唐，而相燕之行有日。此理而谕之也。子贡以内忧教田常，而齐不得伐鲁;武公以麋鹿胁顷襄，而楚不敢图周。此势而禁之也。田生以万户侯启张卿，而刘泽封;朱建以富贵饵闳孺，而辟阳赦。此利而诱之也。苏秦以牛后羞韩，而惠王按剑太息;范睢以无王耻秦，而昭王长跪请教。此激而怒之也。苏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缴感襄王，此隐而讽之也。五者相倾险诐之论虽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则理而谕之主虽昏必悟势而禁之主虽骄必惧利而诱之主虽怠必奋激而怒之主虽懦必立隐而讽之主虽暴必容。悟则明，惧则恭，奋则勤，立则勇，容则宽，致君之道尽于此矣。
吾观昔之臣，言必从，理必济，莫如唐魏郑公(魏征)，其初实学纵横之说，此所谓得其术者欤?噫!龙逢、比干不获称良臣，无苏秦、张仪之术也;苏秦、张仪不免为游说，无龙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龙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术;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以为谏法。
译文：
不论古时还是现代，人们议论进谏，往往赞成讽谏，贬低直谏，这种说法大概是由孔子首先提出来的。我认为，讽谏、直谏，是一样的，只看使用的方法怎么样罢了。伍举使用隐语进谏，楚王荒淫放纵更加厉害;茅焦解开衣服，正言进谏，秦帝立即省悟过来。讽谏当然不能一概赞成，直谏也不能轻易贬低的。所以我说：只看使用的方法怎么样罢了。
既然如此，那么什么方法才可以呢?答道：机智、灵活、勇敢、善辩，就像古代游说诸侯的策士那样就可以了。那些游说诸侯的策士，凭借机智、灵活、勇敢、善辩来成就他的诡诈;而我要进谏君主，是要凭借机智、灵活、勇敢、善辩来成就我的忠诚。让我详细论述一下它的实际效果吧!周朝衰落，游说之风在诸侯各国间兴盛起来，从此以后，世世代代都有这样的人物。我只是对这种现象感到奇怪：进谏君主而被听从的仅有百分之一，游说君主而被听从的却占十分之九，进谏君主而丧命的比比皆是，游说君主而丧命的却没有听说过，然而触犯君主的禁忌，戳到君主的痛处，有时游说比进谏还严重呢。由此可知，关键不一定在讽谏上，而一定在方法上。
游说的方法能成为进谏方法的有五种：讲清道理开导他，从形势上禁止他，使用利益引诱他，刺激进而激怒他，含蓄委婉地讽谕他，这些就是所说的五种方法。触龙认为赵太后爱女儿胜过爱儿子，时间不到一转身，长安君就出国做人质去了;甘罗拿杜邮之死一事责问张唐，张唐就答应去做燕相并且定下了出发日期;这些就是讲清道理开导他的事例。子贡用国有内忧不应征伐来指教田常，于是齐国就不能出兵征伐鲁国;武公用麋鹿披上虎皮必将招致众人攻击来威胁顷襄王，于是楚国就不敢打周王室的主意了。这些就是从形势上禁止他的事例。田生用万户侯打动张卿，是刘泽被封王了;朱建用富贵引诱闳孺，于是辟阳侯就被赦免了。这些就是使用利益引诱他的事例。苏秦用“牛后”的名义羞辱韩国，于是韩惠王手按宝剑，仰天长吁一声;范睢用秦国没有国王耻笑秦昭王，于是秦昭王跪下请教。这些就是刺激进而激怒他的事例。苏代用土偶人至死不离故土的故事讥笑田文，楚国用弓和箭鼓动顷襄王。这些就是含蓄委婉地讽谕他的事例。以上五种，都是见解偏颇、不够公平的说法。虽然如此，但由忠臣来实施它，完全可以成功。什么缘故呢?讲清道理开导他，君主即使昏庸，也一定会醒悟;从形势上禁止他，君主即使骄傲，也一定会害怕;使用利益引诱他，君主即使怠惰，也一定会振奋起来;刺激他以便激怒他，君主即使懦弱，也一定会坚强起来;含蓄委婉地讽谕他，君主即使凶暴，也一定会接受意见。醒悟就会明白，害怕就会谨慎，振奋就会勤劳，坚强就会勇敢，包容就会宽厚。辅助君主的正确方法，全在这里了。
我看从前那些做臣子的，提出意见必定被听从，议论说理必定成功，没有谁比得上唐代魏郑公。当初，他其实学的是纵横家的学说，它就是我们据说的能掌握适当方法的人吧?唉!龙逢、比干进谏国君，却不被称颂为好臣子，是因为他们没有苏秦、张仪的得力方法;苏秦、张仪游说国君，取得功名利禄，可是不免被人讥为游说之徒，是因为他们没有龙逢、比干的耿耿忠心。因此，对于龙逢、比干，我选择的是他们的忠心，但是却不选择他们的方法;对于苏秦、张仪，我选择他们的方法，但是却不选择他们的机心，我把这作为进谏的真正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