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开阔的视野，”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在带我参观他刚刚租下的40楼公寓时笑着对我说。公寓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贝尔维尤。一组观景窗映衬着西雅图市中心的轮廓。另外一组向南的窗户则能欣赏到雷尼尔山（Mount Rainier）的壮美景色。在鲍尔默坐进一只硕大的棕褐色沙发时，我突然意识到，这里唯独少了东北方向的景色。公寓的内墙挡住了我们望向微软公司（Microsoft）巨大园区的视线，在那里，鲍尔默度过了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
往事正在一点点消散。在这间高层公寓里，微软在真正意义上被鲍尔默抛在了身后，淡出了他的视野。这位前微软首席执行官的嗓音依然洪亮，他比划着夸张的手势，和他当年在微软传奇场合上的公开亮相如出一辙。只不过，他的工作再也不会涉及到Windows系统、必应搜索（Bing）或者微软的其他成果。他的权力已经移交给了新任首席执行官萨帝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这位继任者正在逐渐重新调整微软的策略。我问鲍尔默，现任首席执行官多久会和他联络一次，他苦笑着回答：“可能每月一次吧。”
与其守候等不到的电话，乃至糟糕——面临被横加干涉的窘境，鲍尔默选择踏上新的征程，开启职业生涯的又一篇章——建立属于自己的事业。
“我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包括七个部分，”鲍尔默搅拌着冰茶说道。他玩笑般地从最小的计划谈起：健身塑形，提升高尔夫球技，以及继续关注他在微软的3.33亿股份。他开始学习一些令他着迷的领域，像是希伯来语：“我小时候从未举行过成年礼。”急于弥补遗憾的他，需要过硬的希伯来语技能来背诵《托拉》（Torah）中的相应部分。但他的玩笑话就此打住。鲍尔默深知，以58岁的年纪坐拥225亿美元身家，且在“福布斯400富豪榜”上位列18，从这些成就来看，他还太过年轻，太过富有，又拥有太多未实现的目标，如果真像一名普通企业退休人员那样，在小打小闹中度过余生，这未免有些太可惜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了鲍尔默宏伟计划的正题。其中的头等大事就是将最近斥20亿美元巨资收购的洛杉矶快船队（Los Angeles Clippers）利用起来，充分发挥它的光和热。不管有多少人（几乎是所有人）认为他出价太高，鲍尔默始终坚持这支球队物有所值。与此同时，他与妻子康妮（Connie Ballmer）都开始想在公民责任或慈善领域做一番事业。极为擅长分析的鲍尔默，开始和各色人等打交道，从博客撰稿人，到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负责人，试图找到政府再分配方案中的漏洞，然后由自己（还有自己手中的钱）来进行改善。最后，鲍尔默还在全力应对他在微软工作的34年里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他与微软最大的成功（Windows操作系统和Office办公软件）以及最尴尬的失误（必应搜索、Windows Phone手机和Zune MP3播放器）都密不可分。鲍尔默表示，自己的过往成绩已经证明了一切，特别是在担任首席执行官（CEO）的14年里，他成功让微软的利润翻了三倍。他说：“石油企业不算在内的话，美国只有两家公司挣的钱和我们不相上下。”
在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微软的影子下干了几十年之后，将这一切贯穿起来的是鲍尔默酝酿已久的单干需求。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和比尔·盖茨曾是哈佛大学（Harvard）的同班同学，盖茨就像穿着花衣的吹笛手，鼓动认真学习的鲍尔默和他一起逃课，自信无论何两人都能在期末考试中拿到A（事实也的确如此）。微软发展初期，鲍尔默一直被委以解决微软最棘手问题的重任，但盖茨却一直没有给他总裁的头衔，直到至少已经有三位高管先后担任过了这个职位。就连不久之前，在鲍尔默还是公司首席执行官而盖茨处于半退休状态的时候，权杖也从未完全交到他的手中。人们惧怕鲍尔默，但却尊敬盖茨。
在鲍尔默的日程中，我们很容易从中看出，这种对自主和认可的渴望对他有着怎样的影响。几位朋友注意到鲍尔默最近在洛杉矶度过的时间非常多，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收购了洛杉矶快船队，同时还因为这样可以让他走出西雅图，结交到新的朋友。今年秋天他故地重游，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和南加州大学（USC）的商学院任教。鲍尔默迫切希望讨论自己的成败，主要目的是为了显示他的新篇章仍然与新一代的领导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明显的是，鲍尔默正开始描绘自己的慈善愿景，而不再充当围绕着400亿美元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夫妇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这颗大太阳公转的一颗小行星。鲍尔默还没有成立自己的基金会，但是他不想效仿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被动地将财富交给盖茨团队管理。“比尔和梅琳达所做的事非常棒。”他说道，然后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这次他希望找到自己的道路。
如果让大家评价鲍尔默在经营微软时的业绩，你会听到各种迥异的观点。最严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不太成功的一些事情上：Vista操作系统发布前，长达五年之久的混乱挣扎；失败的并购，比如，斥资60亿美元收购aQuantive；以及长期无法在研发方面赶超谷歌（Google），在手机、音乐播放器和平板电脑方面无法赶超苹果（Apple）。如此吹毛求疵导致著名对冲基金经理大卫·艾因霍恩（David Einhorn）在2011年呼吁让鲍尔默下台，称“鲍尔默被困在了过去，充其量只是微软的一名看管人”。
在另一阵营中，则有沃伦·巴菲特这样的全局思想家，他在2009年的致股东信中表示，2000年初上任的鲍尔默运气不佳，当时正是科技股泡沫即将破裂的时期。之后微软的股价快速下滑——然后缓慢地复苏——由于站在一个不公平的起点，注定微软股价的表现将成为鲍尔默任期期间的污点。若以利润增长幅度或Office和Windows系列产品的持续海量销售为标准，那么微软在鲍尔默时期的表现要好得多。
在获得自我评价的机会后，鲍尔默的语调开始变得柔和，问我们是否可以从1980年加入公司时谈起，而不是2000年。在得到肯定答案后，鲍尔默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总结报告”，越讲越声音越高亢，眼中越是充满神奇。
“总的来说我表现不错。”他说道，“我犯了一些错误。但我很厉害！我尝试了一些事情，有的还没有发挥出效果，有的仍能发挥作用，有的获得了出色的成绩。我不想说自己表现很完美。那就太蠢了。另一方面，我想说我是一名领导者——领导者！多年来和比尔一起干自己想干的事，我们的关系也在周期性地发生改变。在过去的35年，我们为股东创造的利润可以和任何一家美国公司媲美。”
如果真会出书的话，根据鲍尔默口中的那些事编写的商业图书也不会在短期内出现。不同于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韦尔奇的职业发展历程在他从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退休后立刻成为了畅销书的内容，也不同于郭士纳（Lou Gerstner）——他在IBM打上了自己的印迹，鲍尔默并不想写这样一本书，并且从现实来看，除了已故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之外，可能没有任何一家大公司CEO的生平事迹或商业智慧能够对眼下嫉妒犬儒的读者群产生吸引力。
目前有大约90名工商管理硕士（M.B.A.）的在读学生每周都可以在编号588的战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课程中汲取鲍尔默的智慧，这是由鲍尔默和苏珊·艾斯教授（Susan Athey）在斯坦福研究生商学院（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主讲的课程。教学大纲涵盖了诸如产品开发、商业模式、人员管理和创造性破坏等多个课题。多数案例都将来自微软。比如其中有一堂通过故事讲授品牌建设的大课，就会把微软20年前推出Windows 95的壮举与去年大力推出Surface平板电脑的工作进行对比。
“他愿意接受批评。”艾斯说，“他非常希望获得正确的答案，在真正理解之前，他是不会罢休的。”
在课堂上从各个角度去审视微软的过去，可以让鲍尔默无所顾忌地分析为什么微软在最近几年会失去创新魔力，这也许是他这样做最安全的场所了。但是公开抱怨自己的老东家并不是鲍尔默的风格。鲍尔默提到自从赛特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在2月4日接替他担任CEO以来，微软股价已上涨约26%，他表示自己很兴奋，并赞叹道：“他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开端。”当我们的采访记录由于我的安卓手机故障而短暂停止时，鲍尔默不屑地看了我一眼。“如果用Windows Phone手机，你就不会遇到这些问题。”
从高中时代起，运动就一直是鲍尔默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他曾是底特律乡村日学校（Detroit Country Day School）一名体重260磅的前锋。鲍尔默犹记得当年激动人心的岁月，作为高中三年级学生的他身披71号球衣——球衣号与他的英雄、底特律雄狮队的防守截锋亚历克斯·卡拉斯（Alex Karras）相同。但事实证明荣耀是如此短暂。在赛季的第五场比赛，一名体重更轻、更灵活的队友将鲍尔默挤到了候补队员的板凳上。他在大学时吸取了教训，在哈佛开始转向场外工作，成为大学橄榄球队的学生经理。
“史蒂夫在大学时就触到了体育生涯的天花板，但是他热爱运动。”时任哈佛校队四分卫的詹姆斯·库巴齐（James Kubacki）回忆说，“作为球队经理，他的任务是沟通和联络。他为我们的训练准备好橄榄球，负责安排行程和商务运作。所有事情都是他负责。他喜欢成为球队的一份子，并且很欣赏运动员高水平的运动能力。”
在微软工作的这些年里，鲍尔默坚持参加那些艰苦而又要求严格的体育运动，尽管有时结果并不尽如人意。80年代后期，为减轻体重，他开始参加长跑运动。他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康妮最初的约会内容之一，就是一起慢跑。鲍尔默在1988年参加了纽约马拉松，取得4小时35分的不错成绩。他在1990年与康妮完婚，之后的运动很快变成了黎明前的篮球锻炼。鲍尔默还建立了一项传统：通过在雷德蒙德（Redmond）总部旁边的一座体育馆里举办选拔赛的方式，与微软的各大经理们会面。一方的球队是快马队（Trotters）；另一方则是将军队（Generals）。曾经见过鲍尔默打球的人，都会说他是一名厉害的跳投手，虽然他的垂直跳跃高度最多只能以毫米计。脚踝伤病最终让鲍尔默不得不结束篮球生涯，转而投入相对安全的高尔夫运动。
作为一名富有的粉丝，鲍尔默一直在不停地做出夺人眼球的举动。他从1980年代开始购买季票观看超音速队（SuperSonics）的比赛，这是NBA在西雅图的专营球队。到了1990年代，鲍尔默时不时与微软的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Paul Allen）一起聊体育，艾伦拥有NBA的波特兰开拓者队（Portland Trail Blazers），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两人志趣相投。鲍尔默回忆说：“保罗一直在说，‘史蒂夫，你得有一支球队。’”艾伦断言，“你肯定会喜欢的。”
2006年，当超音速队的新主人准备要将这只球队迁到俄克拉荷马市的时候，鲍尔默毅然成为了努力将这只球队留在西雅图的主要投资人。然而，当地政府支持他们的努力最终没能获得成功，这个希望也随之破灭了。鲍尔默在2013年再次作出尝试。当时有人出售萨克拉门托国王队（Sacramento Kings），他试图收购，结果依然运气不佳。然后，快船队的主人唐纳德·斯特林（Donald Sterling）在4月时发表愚蠢的种族主义评论，受到NBA惩罚。
康妮回忆道：“史蒂夫已经对我承诺过，他在离开微软的头六个月内不会贸然采取任何重大的举动。”但是，在顶级市场获得拥有一支NBA球队的机会总是太容易稍纵即逝。鲍尔默起初告诉他的朋友，他希望以15亿美元的价格买下这支球队，这几乎是NBA球队历史最高收购价的三倍。而且，当有其他的竞购者表示也愿意给出这一价钱时，鲍尔默更是开出了高达20亿美元的天价——最后——他如愿以偿，成功加入了NBA球队老板的行列。
鲍尔默的价钱是不是给得太高了？即便在这种受荣誉驱使的交易中，他支付的价格也相当于这支球队今年预计营收的12倍（经营利润的104倍），而“随常”的价钱只是营收的5倍。但是鲍尔默并没有退缩，在8月12日接受娱乐体育节目电视网（ESPN）采访时，鲍尔默表示：“这个价钱不便宜，但是当你习惯了观察一些带有巨大风险的科技公司时（它们没有利润，盈利倍数却高得惊人），这就不再像是我们做过的最疯狂的一笔买卖了。”
而在仔细翻了翻旧账之后，鲍尔默向《福布斯》表示，他变得更有信心了。据他介绍，新的电视转播合同将会带来巨额的收益。同时，考虑到快船队当家球星布雷克·格里芬（Blake Griffin）及克里斯·保罗（Chris Paul）的超高人气，其周边商品收入也有上涨空间。门票价格同样将发生变化。鲍尔默希望部分票价能够为大多数普通球迷所接受，同时，也会设置价格更贵的高级座位，就如洛杉矶湖人队（Los Angeles Lakers）和纽约的众多球队所制定的标准那样。鲍尔默认为：“对于美国富裕的大城市而言，我们的门票价格不算高。”
8月，鲍尔默召开了他参加的第一场快船队新闻发布会。会中，他冲到球迷当中，与球迷热情击掌并大喊“我爱快船”。这种与大家打成一团的风格是鲍尔默几十年来一贯的作风。在科技领域，鲍尔默这种过度洋溢的热情或许并不招人待见。但在体育圈，性格狂热的老板不但不会受到讥讽，相反还是大家拥护的对象。即便是NBA里最爱出风头的老板——达拉斯小牛队（Dallas Mavericks）的马克·库班（Mark Cuban），亦对鲍尔默赞赏有加。他称赞说：“我给鲍尔默的唯一建议就是——做自己就好。”
史蒂夫·鲍尔默及妻子康妮·鲍尔默已在西雅图地区默默从事了多年的慈善活动，这主要源于康妮对收养项目及支离破碎的社会救助项目中那些儿童和青少年的同情。但鲍尔默夫妇应该能够——或者说有义务——按照更系统、更有价值的方式去使用他们的财富。人们常会问捐赠者这样一个问题：你的捐赠真的是真心实意的吗？这是很多慷慨解囊的富人，特别是那些坐拥11位数财产的富豪们所面临的窘境。
康妮·鲍尔默解释说：“我比史蒂夫更有济世情怀，所以，我需要他跟上我的脚步，这方面他确实还很陌生。”
去年，西雅图地区的男孩女孩俱乐部（Boys & Girls Clubs）CEO卡尔文·里昂斯（Calvin Lyons）曾到微软办公室拜访鲍尔默，询问他能否对该俱乐部将要进行的大型振兴工作提供帮助。里昂斯表示，会面非常顺利，但他直到现在也不敢相信会面结束几分钟后所发生的事情。当里昂斯正要离开微软时，鲍尔默快步跑过大理石大厅，衬衣下摆也被吹了起来，边跑边喊：“嘿，我又想到了一些东西！”他向里昂斯提供了很多可以使俱乐部在西雅图最困难的社区产生更大影响力的方法和建议。这个时候，擅长分析的鲍尔默取代了热情疯狂的鲍尔默。这次会面之后，男孩女孩俱乐部得到了在里昂斯现在看来“非常、非常重要的帮助”。
但除了这一次“轻率”的决定之外，史蒂夫·鲍尔默还没打算将自己的235亿美投入任意能够感动他的事情上。相反，他按照一个经济学家所具有的精确性来应对社会慈善事业——阅读书籍、收集数据，并与从来自华盛顿特区到各所顶尖高校的专家进行沟通。他似乎只有在完成给自己安排的社会公益事业博士研究课程之后，才会打算将钱投到基金会中。
很快，鲍尔默就将其在“研究”过程中所收集的数据予以公布：政府承担了全美55%的医疗保健费用。我们的教育支出是1.1万亿美元。资本收益税每年仅增长2,000亿美元。背完部分数据之后，鲍尔默终于承认：“这些东西太复杂了。这就是我得出的结论。”
鲍尔默通过各种方式丰富自己的见识，比如读完由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严厉抨击收入不均现象的著作、577页的《资本论》。鲍尔默表示：“我可能太过资本主义，不敢苟同他的结论。但其框架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比如，他就指出‘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存款是GDP的5.5到6倍，其中一半用在房屋住宅上’。像这种还是值得记在脑子里的。”
被问到所有这些知识积累会将他引向何处时，鲍尔默很快承认：“不知道。”但他还在争取。最近几个月，他和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主任道格·艾尔门多夫（Doug Elmendorf）以及缅因州参议员苏珊·科林斯（Susan Collins）等人进行了谈话。他还和自由主义博客作家克里斯托弗·尚特里尔（Christopher Chantrill）是好朋友。他的公寓里到处散落着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打印文件；他的日程表则写满了需要参加的各种有关医疗保健等主题的会议。
一些与他交往比较久的朋友说，鲍尔默不拘一格的思想有迹可循。每当接触一个新的领域时，他是一个超级开放的倾听者，会努力获取新鲜的资讯。逐渐地，他开始形成自己的看法，开始对他听到的东西进行甄选。然后，一旦他的思维模式完全建立，他会重新成为雷厉风行的鲍尔默——掌握所有的答案。
没人比康妮·鲍尔默更了解这一点。对于慈善和履行公民责任的事业，“我们需要12个月到五年的时间，才能确切地掌握我们要做的事情，”她介绍。或许史蒂夫的某一次长途旅行会让他去思考整个收入再分配政策的问题，他可能认为他可以实现政府无法做到的一些事情。又或者，他在作出正确的决定之前，需要不停地构建和否定一系列的措施。“史蒂夫很有毅力，但他没有耐心，”她说，“你可以制定最好的计划，但在这些领域推进起来非常困难。我很高兴看到他投身其中，锲而不舍地做这些事情。”
当风险高到一定的程度时，没人会像鲍尔默这么冥顽不灵。1984年，他开始掌管微软的Windows开发项目，当时这还是一个十分粗糙、并不稳定的项目。他花了整整八年时间——并且无数次超出了截止期限——才和他的团队推出了震撼世人的Windows 3.1。别被他今天的举重若轻所迷惑，同样的竞争之火可能再次将他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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