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表示，自己不会做投机，但会做创业投资。
新东方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全国政协委员，1993年创立新东方学校，后发展成全国最大的英语教育培训机构，并成功在美国上市。在经营公司之外，他也积极支持、投资新公司，还与新东方创业团队一起在全国高校举办了大量免费励志演讲。在创业、创新、民营经济发展、年轻人人生选择方面，他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年轻人创业无需鼓励
新京报：现在也有很多呼声提到鼓励创业，尤其是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
俞敏洪：现在鼓励年轻人是一个误解，美国那样的国家，也没有这样的说法。年轻人创业不用鼓励，有想法的自己出来了，鼓励的最后都失败了。现在鼓励大学生、年轻人创业是一种误导，让大家不安心于工作。
新京报：现在中国的创业环境，在你看来与以前相比是不是更好了?你觉得有哪些方面仍需要改进?
俞敏洪：创业环境要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中国经济还在发展，还在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尤其是中国的整个经济在向服务业倾斜。所以这是一个机会。
但是另外一方面，资源性的行业越来越被垄断。这导致想进入资源性行业的民营企业越来越弱。
所以这应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要支持服务业，一方面要把资源性的创业行业也让给民间来做，政府应该只控制极少数的战略性的资源行业。民间力量的效率一定是要大于国有企业。
新京报：去年底你说在国内创业需要四个方面的条件，包括政府支持、创新意识、冒险的投资者、创业者的学习能力等，你是怎么看创业需要的条件的?
俞敏洪：我都差点忘记了(笑)，这里说的条件，前面和后面都是紧密相连的。政府给的创业环境还不能只是口头上的，政府天天在喊要支持创业，要拿出实际行动来。
创业首先需要创业者本身的创新意识，把事情做大的执行能力和判断能力，否则人家也不会给你投资，政府支持也没用。所以这四个方面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新京报：去年以来也有不少扶持民营企业的政策，比如“新36条”等等，在政策扶持民营企业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期待?
俞敏洪：我一条都没有读过。不管出多少条，如果不进行本质上的对民营企业的政策调整，是没有用的。
新京报：你自己，除了教育产业，是否还考虑投资别的行业，为什么?
俞敏洪：我会啊，我自己也是一个投资者嘛。你有了钱就得用，你不能买房子放在那是吧，这个价值并不高。我会用钱来支持新生事物的发展。我会把钱投入高科技、与教育行业发展相关的，以及我认为在产业方面带动中国未来发展的行业。
我不会做投机，但我会做创业投资，或者说发展投资。
新京报：现在有没有现成的例子?
俞敏洪：我已经投了七八家，李开复的创新工场我不就是股东嘛。但是具体投了哪些企业我还不能告诉你。我只能说它跟人才发展、高科技发展、教育发展、文化发展、创意发展的相关领域。
民企要随时准备过冬
新京报：从你自己的经历看，在创业过程中企业家最怕什么?什么是最不可控的因素?
俞敏洪：最不可控的还是政策。任何一项政策都可能影响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国家出台政策的时候尽量谨慎，尽量从保护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着手——不管是法律政策、财务、税务政策等，甚至包括意识形态政策，其实对企业都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经济的上升起伏也是没有办法的。现在一批中小企业倒闭，就是因为中国的出口减少，像这个东西也不能怪政府，这是一个世界大势。
民营企业可控的因素是什么?就是每时每刻要准备过冬。宁可少赚一点钱，但是要储备足够的现金;宁可发展得慢一点也要储备足够的实力。这是最重要的：不能冒进，不能太乐观。
新京报：宏观经济的景气度下行对创业、对民营企业有什么影响?
俞敏洪：有，很明显，比如中小企业主没钱了，不送孩子上学了，我们的学生人数马上就会减少。宏观经济的变化一定对任何企业都有影响，马路边上的小吃店也不例外。
对五年内经济有信心
新京报：那你对未来一两年经济复苏乐观吗?
俞敏洪：我不会看好明年后年经济就会复苏，但我对五年内的经济还是有信心的。
一方面是我认为新一届的领导人一定会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一定会制定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更加开明的政策。
同时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实力调动国家资源来进行大型项目的建设，因此经济的滑坡不会太快，但要形成经济回升，或者新一轮繁荣的大潮，我估计要三到五年时间。
新京报：你怎么看中国经济的转型?哪些行业是你所看好的?
俞敏洪：我觉得中国经济转型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未来的转型一定是中国大项目的投资会越来越少，因为现在已经投得差不多了。第二可能是基于土地政策的改变会有变化，但什么时候还不确定。未来有一天国有土地政策松动，有可能带来新一轮经济繁荣。
另外全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都是在向服务业转型，包括高科技产业，比如facebook、google、yahoo等，都是服务业;而中国的高科技相关的服务业，甚至联系不是很紧密的服务业一定会蓬勃发展。
还有中国的农业经济会有一个大的转变，因为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出，未来出现大农场，农业公司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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