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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不幸算什么——谌 容

“我曾经是一个天真的女孩子,一个热爱生活的共青团员。我曾经站在柜台里卖过书,坐在编辑部里拆阅过读者来信。我曾经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调干大学生,我曾经在中央的大机关里当过音乐编辑,做过俄文翻译。美好的生活对我来说刚刚开始。

然而不幸,我晕倒在打字机旁,被人抬到救护车里。一次又一次,间隔越来越短,不能承担工作的担子了。于是,我被机关精简了。

对于这样的对待,我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话,没有哀求,没有走后门。办完简单的调离手续,我从大机关来到中学校。

一次又一次,我仍然晕倒在讲台上。我成了到处不受欢迎的人。别人休病假,需要医生证明。我却相反,只有医生开出证明才能安排工作。可是,没有一个医生能够证明我不会再晕倒了。

于是,我开始了漫长的病榻生涯。

那似乎是一种不治之症:死过去又活过来。死过去时一无所知,活过来时却又异常清醒。精神需要寄托,心灵渴望工作。不争气的身体,好强的心,斗争着,矛盾着。我总要做一点事情呀!

我集邮。四方形的、长方形的、三角形的,各种各样的邮票,曾给我那寂寞的日子带来多么微弱的乐趣啊!

我习画。宣纸上的游虾,水墨丹青中的情趣,何能减少半点心中的愁苦?

我看戏。话剧、京戏、昆曲、评弹、川戏,什么都看。可是,我只能两小时生活在剧情里,暂时忘却了自己,而走出剧场,等待着我的仍然是病魔。

我跳舞。我操持家务。当然,我也读书。感谢那时的空闲,我读了那么多书。外国的和中国的,古典的和现代的,吞噬的真不少。对书的贪恋,还是从儿时就有癖好。但,细细的咀嚼和品味,却是在这时。这,大概也就无形中肥沃了我后来自己写书的土壤。

不记得自己以前写过什么东西。病中无事,记过日记,搞过翻译,也写过小说。好像是写大学生活的。写了两章,自己觉得索然无味,也就付之一炬了。不过,这试验倒给我那黑暗的日子带来一点亮光。病体不能坚持八小时上班,有一小时的健康还不能写点什么?

写什么呢?我不屑为自己的病痛呻吟。天地对我来说是这般的狭小,我不能坐在屋子里编造种种人间的故事。我觉得自己对社会生活缺乏足够的了解。对人,各种各样的人,知道得太少。我应该想办法到社会中去,到生活中去,进一次高尔基的大学。

感谢那些好心的朋友们,帮我找到了一个去处,让我在吕梁山下一个小小的村子里安身。

第一次和农民们朝夕相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民们是那样的纯朴,那样的真诚,他们不追寻我的苦痛,不盘查我的遭遇,不打听我的不幸。在这里,我得到了灵魂的憩息。大城市住久了,好像太阳、月亮都看不见。一到农村,才感到初升的太阳是那么瑰丽,夜空中的明月是那么皎洁。也才感到天地的广阔,生活的活力。乡间的小路是那么宁静,田野的空气是那么新鲜。一切都是蓬蓬勃勃的、强健的、有力的。

是纯朴的乡亲们医治了我心灵的创伤,把我的精神从绝境中拯救出来。是春种秋收,循环不已的田间作物,给了我生活的希望和追求。是大自然无限的生命力,给了我新的勇气和力量。个人的不幸比起大自然的永生算得什么呢?

生活的海洋是那样广阔,那样深邃,那样神秘。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我在这大海中遨游,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从农民到社队干部,从看林人到地、县委书记。他们的欢欣和忧虑,他们的成功和失败,都倾泻到我的心田。我觉得自己充实起来,田间轻微的劳动也帮助我恢复着健康。一种新的力量在我血液中奔流,触发了那沉睡在我心的深处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开始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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