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月挣四十二元七角钱，除却养家糊口，还能够在储蓄折上存五毛钱。这样，一年就能存六十元，正好购买一件厚呢短大衣。那年那月，我在本市近效的一所小学担任语文教师。
对短呢子大衣的欲望蓄谋已久。秋风一凉，我就相中了橱窗中展示的一件方领方兜的短呢子大衣，咖啡色的，即含蓄又雅致，像严寒的冬日追逐阳光，我的目光追逐着咖啡色大衣。每次走到橱窗前，我都咬着嘴唇掰手指头，弹指一月，时间过得真快。要知道我那时身上穿着父亲工厂里发的棉外套，黑色的粗布，硬邦邦的棉胎，裹在身上，像箍了副铠甲。
终于，临节的红灯笼高高挑起来的时候，我攒足了六十元钱。平生第一次奢侈一回，花两角钱乘公共汽车逛商店。就在我穿越一楼大厅，准备到楼上服装部的时候，我看见一楼食品柜台前徘徊着一个熟悉的身影———王农丰，我的学生。
他一副窘态，上牙紧咬往嘴唇，手臂深深插进裤袋里，不知所措。我赶紧跑过去，拍拍他瘦削的肩膀，问声：“你馋坏了吗，小家伙？”他猛然抬起头，眼里噙着泪花：“妈妈病了，吃不下饭，想喝碗藕粉。”
“钱不够？”
“本来，爸爸给我凑足了钱，可能我跑得太快，掉了一些。”农丰再也憋不住，委委屈屈地啜泣起来。我半蹲下身子，替他揩眼泪，问：“还差多少？”他抽抽搭搭回答：“三角。”我掏出钱包，替他补齐钱，心里仍然惦记着咖啡色呢子大衣，脚下自然就生出了羽毛，不由自主想往楼上飞。谁料刚迈出几步，身后就被脆生生喊住：“老师———”我迷惑地回过头去：“怎么，你还买其它东西吗？”
王农丰一本正经立在那里，大声说：“老师，我明天一定还钱。”说完，转身就跑。
这一跑，反而牵动了我的心思，他妈妈病了，什么病，到了不能进食的程度？会不会身染沉疴？念头一冒，嗓子眼就发酸，赶紧撵上农丰，问个究竟。话一挑头，王农丰就嚎啕大哭，一头扑进我的怀里，“老师，我妈快不行了！”
咖啡色呢子大衣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学生母亲的病。我牵着王农丰的手，急速朝他家里奔。
王农丰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孩子，他父亲是位菜农，种菜，割下菜就拉到城里卖。第一眼见到农丰的母亲，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人说两眼眯成一条缝，可哪里有缝的影子？整个脸变成了秋天的大冬瓜，没有一点起伏。
“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不送医院？”
王农丰那一脸风霜的父亲手里捏根旱烟袋，半晌，喷出一句：“白菜萝卜都卖了，猪也卖了，也没治好。”
我望着院子里掀起盖子的菜窖和空空如也的猪圈，明白这一家人已经竭尽全力、倾囊而出了。可是，活人不能等死呀！万一有救岂不耽搁了一条人命？我攥了攥怀里的钱包，六十元，厚厚一摞。那年，一斤大白菜才三分钱，六十元简直等于一个小金库。我郑重其事地掏出钱包，推到王农丰父亲面前：“快去住院，或许人还有救。”他父亲一下子蹦起来，坚决推辞。我拦住他，认认真真地解释：“这不是吃饭钱，是买呢子大衣的钱，救人比穿衣服重要。”
王农丰的父亲深深埋下头，好一阵，抬起铁青的脸，一字一句道：“好吧，老师，这钱算我借你的，改日砸锅卖铁，钱，一定还！”
“何必那么认真？”
他的气势咄咄逼人：“老师，我虽然是个菜农，可是条堂堂正正的汉子。”他坚强的目光中透着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叫人不由得肃然起敬。“好吧，我记住了。”我被迫接受了他的条件。临走，王农丰在院子中扯住我，轻轻问：“老师，你要买那件咖啡色的呢子大衣吗？我看见你在橱窗前凝视它许久。”我不知道应该点头还是摇头。
第二天下课，王农丰还给我三角钱。三张角钞攥在他小小的手心里，攥得湿漉漉的。我问：“妈妈住院了？”王农丰点点头，“那急着还钱干什么？留给妈妈治病。”王农丰低下头，沉默一会儿说：“借债还钱，是规矩。爸爸说的，他还说，那六十元钱一定还。”
我将王农丰揽在怀里，第一次亲了自己的学生。
医生的回春妙手，并没能挽回王农丰母亲的命，春寒料峭的时候，她故去了。这一年，王农丰该小学毕业，这一年我过得也格外沉重：祖母去世，母亲病重。我没有积蓄下一分钱，商店橱窗中那件咖啡色的呢子大衣，早已被更时髦的样式所替换，梦寐以求成了过眼烟云。年根儿，王农丰和他的父亲找到我家，并且扛了一麻袋土豆。
农丰的父亲依旧捏着根旱烟袋，依旧深埋着头，半晌，抬起眼：“老师，我不会说话，今年年景好，可是菜贱伤农，卖不了几个钱，又……”他说不下去。我说您别太认真了，我把农丰当成自己的孩子，饶了那六十块钱吧，王农丰的父亲一甩烟袋杆儿：“那不行，坚决不行，钱一定还。”他告诉我，土豆是送我的年礼，与还钱没关系，让我无论如何收下他的心意。
王农丰毕业后考进重点初中，渐渐失去了联系。听说，他父亲过完清明没多久，在一次送菜的途中死于一场车祸，王农丰被一位远房姑姑领走，从此，杳无音信。我曾试探着找到王农丰的家，但人去屋空，一片荒凉。
一年一年，我的经济状况逐渐好转，添衣加裙，身上的穿戴不断增色，买了黑色呢子短大衣、酱红色外套和一件茄子紫色大摆呢子长大衣。不知为什么，我不敢买咖啡色呢子大衣，就像面对一块伤疤，始终不敢揭，总怕看到王农丰瘦削的身影，总为他不幸的命运担忧。
一晃九年。
又一个春节，我家的门铃被敲响，门口站着一个纯朴的小伙子，而对那依稀熟悉的脸庞，我辨出来了，是王农丰。
他已医学院毕业，分配到省医院泌尿科当医生，为千千万万患他母亲那种病症的患者治病。王农丰从一个大纸袋中拎出一件咖啡色的大衣，红着脸道：“老师请原谅我，没还清债之前，我无脸见您。还记得当年欠您六十元钱吗？还记得咖啡色大衣吗？”
我的泪水一下子涌出了眼眶，一个寄居在远亲家里的孩子，一个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孩子，从农丰母亲过世算起，迄今整整十年———十年，王农丰心里一直挑着一副沉重的担子，还债。
多么漂亮的咖啡大衣啊！油光光的色泽，软绵绵的质感，那么轻，那么薄，那么温暖，是纯正的山羊绒大衣啊，傻孩子，当年那六十元钱，连本带利，也不值一件山羊绒大衣。
“可是，您当年对我家的帮助，不能用价钱来衡量。”
“那样，又如何还清？”
王农丰像小时候一样，咬紧下嘴唇，然后庄重道：“一定要还，这是做人的尊严，我是条汉子。”仿佛，王农丰的父亲又站在眼前。
王农丰以一条汉子的形象，对尊严二字进行了完整的诠释：尊严的觉醒和捍卫，不一定非得面对屈辱的谩骂，不一定非得面对蔑视的目光和漠然的冷落，很多时候，它更是一种单纯的人格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