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某些错误的存在，便酿成了自由与平均主义者的极端行为。不纠正这些错误，持不同意见的极端主义者之间，并非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就不能解决。而要扭转这些错误，就必须承认自由与平等都不是第一位的，两者都是好事，但不是无限制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只有在正义的支配下，两者才能相对地扩展到最大限度。
一个人应不应该享有绝对的行动自由或工作的自由？或者说，是否应在不伤害他人、不剥夺他人自由、不使他人因不平等而产生严重的被剥夺感的情况下，享有他为所能达的最大限度的自由呢？总之，一个人是否应该拥有比他所能够公正行使的更多的自由？
回答若是否定的，会让人认识到，一个人绝不能拥有超越正义所允许的最大限度的自由。
一个制度健全的社会应不应该尽可能达到一种人人都有，但程度上又有不同的条件平等？这个社会应否无限制地扩大这种条件平等，即使那样会造成对个人自由的严重剥夺？是否可以忽略人不论在天赋上还是在才能上都是既平等又不平等的？应不应该不计较他们对社区福利的贡献不同的事实？
用“不应该”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会让人认识到，一个社会应在正义所要求的限度内达到最大的平等。这个限度不能超越，超越了就是不正当的。正如不能超越正义所允许的自由那样，超越了，就是扭曲地行使被允许的自由。
对自由而言，如果自由的行使是正当的而不是不正当的，那么，正义对它所允许的个人自由就是有限量的。
对平等而言，如果社区能公正地对待其所有成员，那么，正义就会对其所要求的平等与不平等的类别和程度有所限制。
如此，当自由与平等受正义支配、制约时，就能在限定的范围内和谐地扩展到最大限度。自由主义者和平均主义者中那些错误的、极端主义的、无法解决的冲突就会消失，其原因就在于正义至上纠正了这些错误，缓解了它们之间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