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严厉批评中国文化；可到了1920年，他又在《欧游心影录》中高度赞美中国文化。
对中国传统文化从离异到回归的两极评断，竟然呈现于同一思想者真诚而富于感染力的言说之间，此一奇异的文化景观，透露出怎样的历史信息？
中国传统文化，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种延续力极强的文化。它从农耕经济、宗法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发育，在长期发展中又屡与外来文化交融互摄，因而具有经验理性发达、高扬德性、崇尚智性的特色。由于其内容复杂、价值多层，因而，人们如果从不同的视角和取向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就难免见仁见智，各执一端。
一
就西方而论，自18世纪以来，对中国文化的观感历来呈两极状态：一极以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重农学派魁奈(1694—1774)等人为代表，他们对富于经验理性、仁爱精神的东方智慧大加赞赏。在《中国近况》一书的绪论中，莱布尼茨写道：
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
在日常生活以及经验地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是不分伯仲的。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时间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
伏尔泰推崇中国文明，认真研究儒家思想，并借以作为鞭笞欧洲中世纪神学蒙昧主义的“巨杖”。他认为中国是一个理性主义国家，尤其钦佩中国史学的人文精神。他指出，当欧洲史书充斥神异怪说之际，中国已在理性精神指导下，确切真实地记述历史进程。他根据元杂剧《赵氏孤儿》的法译本，写了一部悲剧《中国孤儿》，赞扬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德行，在法国引起很大反响。与此类似，德国文豪歌德从明清小说中发现中国人高尚的德性，对之赞美不已。魁奈更高度评价中国古典哲思，他的名论是：一部《论语》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
18世纪西欧启蒙学者还把耶稣会士介绍的中国皇帝康熙，视作柏拉图所构想的那种“哲学王”。
与上述崇仰中国文化的一极相同时，西欧还有否定中国文化的另一极，可以亚当·斯密(1723—1790)、黑格尔(1770—1831)为代表。这些西方哲人透见了东亚文化发展的迟滞性，认定它是一个缺乏活力的系统。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