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徐渭字文长，生于正德十六年，卒于万历二十一年，一生跨正、嘉、隆、万四朝，乃明晚期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他幼年失母、青年丧妻、困顿科场、辗转幕途、畏祸致狂。他开创了青藤画派，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又是明代一流戏曲作家，著有《四声猿》、《歌代啸》等反映现实的杂剧作品，因此，他完全有能力写作《金瓶梅》。
元旦前夕，绍兴文理学院潘承玉教授收到我国金学权威吴敢教授发来的邮件。吴敢在邮件中对他提出《金瓶梅》作者是徐渭的观点关于《金瓶梅》作者之谜持续不断的争议表示极大的关注，并赞誉道：“十年来学界反应证明，十年前我对贵著的评价并非溢美之辞。今天依然可以断言，《金瓶梅新证》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逻辑最为严谨、推论最为精微、行文最为典训、结构最为周到的一种。相信21世纪的《金瓶梅》研究，一定能撩开《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的神秘面纱。”
《金瓶梅》作者之谜的研究是《金瓶梅》研究中的第一大焦点问题。据统计，众多学者先后发表了近千篇论文，提出的作者将近70位。潘承玉在1999年出版的专著《金瓶梅新证》提出《金瓶梅》的作者乃绍兴名士徐渭，为揭开《金瓶梅》作者之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新的证据。十年间，潘承玉的“徐渭说”得到了胡令毅、邢慧玲等学者的丰富与发展，这一学说也越来越“在金学塔尖绽放出耀眼光芒”。
潘承玉真的破解了《金瓶梅》作者之谜？“兰陵笑笑生”果真是徐渭吗？元旦前夕，记者赴绍兴文理学院采访。
一部作者隐姓埋名的伟大小说
420年前的明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北京政坛发生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给荒废朝政的神宗皇帝“陈奏”了一道《酒色财气“四箴”疏》，直指“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当时一位隐姓埋名的长篇章回小说作者立即在自己刚完成的一部章回小说的总目录前添加了《酒色财气“四贪”词》，并在两处山东官员名单中增列了一个“陈四箴”的人名。
此人便是《金瓶梅》的作者，当然，这部小说便是《金瓶梅》了。此书面世后曾几度沦为禁书，最后终于在世界文学史上获得应有的地位，被公认为伟大的世界文学名著。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其19篇首论《金瓶梅》，说：“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并赞其为“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据调查，从1931年发现这部小说的明代最早刊行本以来，迄今用现代技术手段印行的这部小说的版本——含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以及国外译本已达30余种，近百万册。
美国大百科全书《金瓶梅》专条称“《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法国大百科全书称《金瓶梅》“在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新”。
遗憾的是，20世纪以来，有关《金瓶梅》的研究取得了种种进展，但在若干基本问题上，学术界的看法仍然陷在迷雾之中。例如，在这部小说定稿420周年之际两岸出版界这次不约而同推出的校点本和影印本《金瓶梅词话》，其作者署名一如既往，仍然是“兰陵笑笑生”，“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在绝大多数读者和相当部分学者眼里，仍然是个谜。
古典小说与文化博士、多伦多大学东亚文学系教授胡令毅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谁，潘承玉先生已经给我们找到了正确的答案，我们认为萦绕在人们心头四百余年的《金瓶梅》作者之谜也是该破解的时候了。”
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出版于1999年，书中他详细论述了《金瓶梅》作者之“徐渭说”。河南大学文献信息研究所研究员邢慧玲在阅读了潘承玉此书后，特地从河南赶到绍兴。
看了绍兴的城市结构，邢慧玲惊叹小说中所描写的“一府两县”格局和“县前街”、“东街”、“大街口”、“狮子街”、“灯市”以及“五里原”等等内外景观布置在绍兴城几乎全部找到实景。看完徐渭晚年故居“青藤书屋”，邢慧玲惊呼：“《金瓶梅》中西门府所在地就在绍兴！我要潜心研究，将毕生精力献给徐渭，献给《金瓶梅》的作者徐渭！”
《金瓶梅新证》为何让邢慧玲如此信服？
在《金瓶梅新证》中，潘承玉对《金瓶梅》文本进行了全面细致地分析，列表详细对比小说中关于佛教与道教描写前后的变化。
通过对比，潘承玉提出：《金瓶梅》所写年代是由佛教长期失势转而得势，道教长期得势转失势的时代。小说所反映的时代跨嘉、隆、万三朝而以嘉靖朝为主，全书定稿约在万历十七年后，进而得出结论：作者非嘉靖或者万历年代人物，应当是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生活在嘉靖朝的人。
《金瓶梅》中，涉及小曲27支、小令59支、散套20套30种，涉及《西厢记》、《两世姻缘》等戏剧作品24部。
很多场合，人们应该说、骂、哭的时候，作者难掩戏曲创作的冲动，以“曲”代之，创作出众多戏曲；《金瓶梅》在人物描写上惟妙惟肖，巧妙运用了绘画中的白描技法，清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张竹坡说：“读《金瓶梅》，当看其白描处。子弟能看其白描处，必能做出异样省力巧妙文字也”；除了诗、词曲、骈文等文学性文体，《金瓶梅》作者运用了部分非文学性应用文体，其中多为官场用文，如第四十八回曾御史的奏章，“违越光仪，倏忽一载。知己难逢，胜游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
根据以上三点，潘承玉提出：《金瓶梅》的作者除了是位小说家，必定还是一位娴熟的戏曲作家、画家和善于写作官场应用文的幕客。
关于小说的地理原型潘承玉也做了新的考证。
在《金瓶梅》第一回中，清河县知县说武松：“虽是阳谷县人氏，与我这清河县，只在咫尺。”武松打虎之事“传得东平一府两县，皆知武松之名”。
在明朝，“一府两县”在同一城的现象并不多见，小说中东平府含有两个县治，阳谷县与清河县，西门府所在地为清河县。小说中虽明确说明西门庆所住地址为“大宋国山东清河县牌坊”，但是明朝时，东平府并非“一府两县”的格局，由此认为小说所写故事的发生地即山东清河县的观点不严密。
如果西门府不在山东，那么小说地理原型究竟在哪里？
潘承玉查遍明代各史，发现整个北方地区仅有顺天、西安两府，南方地区有应天、苏州、杭州、湖州与绍兴五府，存在“一府两县”现象。
为了确定具体原型到底是哪座城市，潘承玉继续寻找《金瓶梅》中的线索。
小说第四十八回中写道：“（东平府）调委阳谷县丞狄斯彬，沿河查访苗天秀尸体下落”，“巡访到清河县城西河边”，由此得出两县治的具体方位是：清河在东，阳谷在西，两县中间有界河。
明朝，在可查证的“一府两县”的府城中，两县治呈东西向排列于府治两侧，并以河为界，只有绍兴一府。
通过对小说文本与明朝史实的研究，潘承玉提出颠覆金学界传统论断的新观点：《金瓶梅》中所描写的地理原型非山东清河县，而是浙江绍兴市。
至此，小说中妇女唯一发型为“杭州簪”，向西门庆借银子的“杭州刘学官”又称“前边刘学官”等等，与小说第七十四回，薛姑子宣卷讲到：“这赵郎见词不能依随，一日作别起身，往山东买猪去”，与第九十四回，媒婆薛嫂听人说：“我那边下着一个山东卖棉花客人。”与小说地理原型为绍兴在逻辑上完全吻合。因为，只有是绍兴主人才会对朋友说我这边有个山东客人，山东主人没必要故意称对方客人是山东客人，只有在江南杭州附近满足“一府两县”格局的绍兴，才会称“杭州刘学官”为“前边刘学官”。
既是绍兴人，又集画家、戏剧家和幕客为一体，明朝时哪位绍兴人士最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呢？
最终种种线索集中于一人，此人便是明朝绍兴大名士徐渭。
2000年10月，吴敢教授在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长篇论文《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说：“潘承玉所作《金瓶梅新证》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逻辑最为严谨、推论最为精微、行文最为典训、结构最为周到的一种。”
潘承玉介绍说，徐渭是明朝时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集画家、小说家、戏曲作家、书法家于一体，他开创了青藤画派，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又是明代一流戏曲作家，著有《四声猿》、《歌代啸》等反映现实的杂剧作品，因此，他完全有能力写作《金瓶梅》。
徐渭也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怪才”，虽满腹才华，但仕途不顺，历时21年，7次科举考试都落榜，至晚年依旧是一名穷苦秀才。
据史料记载，徐渭字文长，生于正德十六年，卒于万历二十一年，一生跨正、嘉、隆、万四朝，乃明晚期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他幼年失母、青年丧妻、困顿科场、辗转幕途、畏祸致狂。
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指出：“作者不幸，身遭其难，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借此为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悯矣。”可见《金瓶梅》的作者一生命运多舛，悲愤自泄为其写作动机之一。
明嘉靖年间，浙江总督胡宗宪领兵于江南抗倭，因战争需要，招募参谋，文武全才的徐渭被选中。徐渭成了胡宗宪的幕客，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抗倭计策，屡屡立功，因此深得胡宗宪倚重。
但是后来，恩人胡宗宪入狱，徐渭一度抑郁成疾，精神错乱，不断用锤子敲击自己的头脑，甚至杀害了自己的妻子，遂入狱。后来，当朝状元张元忭和翰林院编修陶望龄等组织了各方力量，极力为徐渭求情，希望官府看在徐渭神志不清的份上将其释放，徐渭终得以重获自由。出狱后的徐渭，又娶了几任妻子，但都以休妻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