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令人眼睛一亮的考题
在《为什么是枪炮、病菌和钢铁？》一文中，我们说到，欧洲人在征服美洲新大陆的过程中，也带去了病菌。而在新大陆肆虐的病菌，对于毫无免疫力的美洲土著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或者说，病菌在这个殖民过程中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文章发表后，有一位网友提了个问题：
可是，在中世纪时代亚洲给欧洲带去了可怕的黑死病和凶暴的匈奴人、蒙古人，为什么欧洲文明却并没有被亚洲文明征服呢？为什么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欧洲会迎来灿烂的文艺复兴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瘟疫之后，是毁灭还是新生？从历史上最严重的几次瘟疫来看，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古希腊和罗马帝国，都曾在疫情的打击之下，元气大伤，并由此走上衰败之路。但确实如这位网友所说的，中世纪欧洲的鼠疫是一场极为严重的瘟疫，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场瘟疫。但在这场瘟疫结束不久，欧洲就出现了文艺复兴的曙光。虽然不能将文艺复兴简单地归因为这场瘟疫，但学者们也普遍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至少说，这场瘟疫，对于欧洲文艺复兴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这当中的道理是什么？是怎样的逻辑在起作用？应当说，这对我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问题，当然，这也是我极为陌生的一个领域。
于是，我去查找和梳理有关的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我尽量不发表自己的议论，而是将有关的资料汇集到一起。所以，对于这篇文章，你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资料汇编。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汇集和梳理，填补我知识的空白点，同时，这对与我有同样兴趣的朋友可能也会有所帮助。
黑死病：使中世纪更加天昏地暗
提起中世纪，我们的印象都是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而我们印象中的黑暗，主要是集中在政治与社会的方面。但实际上，当时还有一个东西，使得本来就很黑暗的欧洲，显得更加暗无天日。这个东西就是瘟疫，尤其是黑死病。
这场大瘟疫起源于中亚，1347年蒙古军金帐汗国大军攻打由意大利商人控制的黑海港口城市卡法。由于久攻不下，蒙古军队决定向城中投掷感染黑死病死去的士兵的尸体，从而将瘟疫传入城中。于是，一场可怕的瘟疫在城中迅速蔓延。患者少则两三天，多则四五天，纷纷死亡。一座曾经繁华的商业城市，转瞬间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一部分侥幸活下来的人，乘船返回祖国，结果却将传播瘟疫的罪魁祸首——老鼠和跳蚤，带回了意大利。由此，黑死病首先传播到意大利，然后又蔓延到西欧、北欧、波罗的海地区，再到俄罗斯。
黑死病从中亚传播到欧洲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13世纪早期，中亚地区发生多种自然灾难，导致老鼠四处乱窜逃避灾难；二是13世纪蒙古铁骑的军事和商业扩张造成了黑死病的扩散；三是13、14世纪东西方商业交往变得密切，西方大批商人、教士克服各种困难来到东方寻求交往，返回的时候也将黑死病毒带回欧洲。
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惨的时期。在1347至1353年间，被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席卷了整个欧洲。在当时的的医疗卫生条件下，黑死病的致死率达到了惊人的 30% ~ 95%。有人估计，黑死病的大流行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而发生在20世纪，堪称人类史上最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因战争而死去的总人数仅为其人口的5%。
黑死病与饮食习惯的变化
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发生在中世纪末期的这场瘟疫，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惨烈的灾难之一。我们可以想象它对人们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冲击、震动与改变。这种改变，我们先不说那些深层的层面，也先不说政治经济那些最硬核的因素，我们先看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有人会说，饮食习惯的变化值得说吗？但我要反问一句，如果连饮食习惯的改变都做不到，还能改变别的什么吗？
恰好，我找到一篇很好的文章，《瘟疫与饮食进化史》，作者叫魏水华。这篇文章细致地描述了在黑死病过去之后，欧洲人饮食习惯发生的变化。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现代欧洲人的饮食偏好，都能从那里找到渊源。因为那篇文章写得很好、很细，我在这方面又是外行，我干脆照搬其中的一些片段（因原文篇幅太长，我做了一些删减）：
吃糖。在可怕的黑死病面前，人们笃信糖能治病。于是，人们像玩命一样地囤积蔗糖，并加入到各种食物中，以花式吃法来进食。今天在欧洲能吃到各种甜到发齁的马卡龙、松饼、杏仁糖和布丁，其实都是黑死病推动的饮食习惯的改变。而今天欧美人努力推崇的“低糖饮食”，本质上就是与民族的饮食惯性对抗。
少食多餐和下午茶。当时法国国王斐利六世死于黑死病，而英王爱德华三世和大部分王室成员却幸免于难。于是人们相信，英国王室少吃、多餐，崇尚下午茶的习惯有利于身体健康；而热爱美食的法国王室追捧高脂肪含量的肉类，对防病没有好处。这就是人类文明社会一天吃三顿饭，加一顿下午茶的开端。同时，多吃蔬菜，以轻油低脂高纤作为健康饮食标准的西方饮食观，也从此时开始酝酿流变。今天欧美人动辄大嚼生鲜蔬菜，连最不健康的汉堡都要加一片生菜叶的“习惯动作”，与之不无关系。
奶制品。整个欧洲已经有2500万人因之丧生，大量耕地变成荒地。或被改为需要人力较少的牧场。这样，就可以生产出更多可供家畜食用的饲料。由此，肉类、奶类、蛋类开始在民间流行起来，不再是贵族的专享。正是从黑死病开始，欧洲人的蛋白质摄入量开始大幅领先以谷类为主食的东方，这对于体格的增长，或许和智力的进化，都是有影响的。
现在我们转向这场变化的更硬核的方面，首先就是人口。因为大范围的、死亡率极高的瘟疫，首先涉及的就是人的生命，就是社会中的人口。从历史上来看，欧洲不仅在疫情期间损失了大量人口，而且，在疫情结束之后，人口的数量也没有迅速恢复，更没有通常在灾后发生的人口爆炸性的增长。换句话说，这个由瘟疫导致的人口危机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比如，英国用了差不多三个世纪的时间，人口才恢复到疫前的水平。
根据学者们的分析，其原因有两个。第一，就是战争。在 1500-1700 年的 200 年间，几乎平均每年欧洲都会发生一次列强间的战争。战争不仅直接造成人员的伤亡，而且不安定的社会生活也对生育造成负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军队的征战，也把病毒和细菌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使得欧洲在这期间小规模的瘟疫不断爆发。
第二，妇女地位的变化以及对生育率的影响。有学者注意到，由于土地变得不再那么稀有，畜牧业开始得到长足发展。尤其是在西北欧，由于女性在畜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年轻女性纷纷加入到劳动力市场中。但在农场中，她们普遍被要求按年来签订劳动合同，在合同期间怀孕或者结婚都会被要求终止雇佣关系。这样一来，欧洲妇女普遍变的更晚结婚了。这直接导致了总体生育率的降低。
人口的减少，劳动力的短缺，客观上提高了劳动力的价值。根据当时资料的记载，1300年到1450年间，英国人的实际收入上涨了250%，并且在1500年达到了一个直到1880年代才被持久超越的水准。同时，在瘟疫与战争的背景下，一些农奴通过逃亡与垦荒等途径得到了自由。这样，到15世纪末，除个别情况外西欧，大多数农奴获得了自由，农奴制逐渐瓦解。
在土地和劳动力这些要素的推动下，农业的商业化进程加快了。由于劳动力的稀缺，农村地区的地主不再能像以往那样继续压榨农民。农民们获得了更低的土地租金、更少的义务和更长的土地租期。到 16 世纪，用货币而不是实物支付租金的制度得到了确立。由于租地农民可以根据市场行情自行决定种植作物的品种和面积，市场开始成为农业生产的导向。这使得城镇和农村建立了商品交换的途径。农业产品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粮食，而是用以交换货币的商品。在市场的调节作用下，更大规模的城镇化运动成为可能，为后续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持（杨阳《黑死病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哪些影响？》）。
黑死病导致的人口危机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变化是深远的。大家都知道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高收入会导致高人口增长，高人口增长又会拉低收入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在黑死病过后，确实在很长时间里呈现出收入高增长、人口低增长的状况，这与另外一些地方，包括中国在内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在中国，历次由天灾人祸导致人口大规模减少之后，往往都是人口的报复性增长（彭慕兰所说的大分流）。两种情况的差别是明显的，但原因是什么？所导致的影响的因果链条又是怎样的，学界虽有很多解释，但仍然是莫衷一是。
对于欧洲文艺复兴，人们都耳熟能详。但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却很少知道欧洲文艺复兴与黑死病的关系。其实，这当中的道理是不难理解的。历史上任何大的变革，往往都是发生在痛定思痛之后。而同类的大量死亡，对于人们的精神世界无疑是最有冲击力的。要知道，在那场瘟疫之中，每两三个人就有一个死掉了。也就是说，几乎每个人都有亲友在这场瘟疫中死去了。如此残酷的事实，使得人们不得不拷问原来所坚信的一切。
对于欧洲文艺复兴，人们的概括并不一致。但我想，有两个东西可能是最基本的。一个是回归历史，经典就是根据；一个是回归自身，人本身就是理由。而这两点的缘由是一个，就是对多少年来坚信不疑的东西的信念的幻灭。而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与瘟疫给人的教训是分不开的。
在此之前的中世纪，宗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中拥有绝对的权威。黑死病刚开始袭来时候，教会把这说成是由于人类的原罪而应该遭受的惩罚，于是祈祷、鞭笞、烧猫、烧犹太人。人们还寻找各种土办法，来对抗瘟疫。比如用大便涂抹肿块、用尿洗澡、把蟾蜍放到胸前，还有惯用的放血、催吐等方法。但人还是越死越多，连那些道德高尚的为上帝服务的教士和修女也不能幸免。在人们的心目中，教会的绝对权威在开始坍塌。一个原本以为绝对不可动摇的秩序，从精神信仰处松动了。实际上，在黑死病发生之前，天主教会的威信就已经是江河日下，而黑死病的出现则加速了教会的衰落。
在经历了这样的一场瘟疫之后，幸存者们想问题的方式和思路不一样了。理性在抬头，智慧在彰显。人文主义、个人主义、世俗主义在萌芽，文学的新潮流在涌现。面对黑死病带来的大量死亡，人们把目光从对来世转向现世，从天国转向自身，现世的生活和享乐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人们不再理会教会的那些清规戒律，狂饮豪歌，寻欢作乐。在这个过程中，身体的解放与精神的解放交织在一起，教会的禁欲主义、愚昧主义被冲破，理性和科学的思想在开始萌芽。
变革的方向：理性化与世俗化
让我们梳理一下历史线索。黑死病的发生是14世纪中叶，欧洲文艺复兴始于14世纪初到16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宗教改革开始于16世纪。正是在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中，欧洲告别了中世纪，走向了现代文明。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认为，这个过程的核心就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对于韦伯的理性化概念，虽然人们有不同的解读，但从根本上说，这种理性化涉及的是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自觉的智力行为。如果一个群体在经历一场大的灾难之后，在思维方式上还没有长进，就很难想象这个社会在灾后会有什么进步。
对于韦伯的理性化理论，很多人都比较熟悉，这里不再赘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理性化是外化为种种的社会建制的。比如，在权威的基础上，法理型权威在逐步的取代传统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从而将社会治理建立在一种全新的基础上。在经济上，理性的货币和资本计算，形成了以资本和市场为基础、以效率为核心的新的经济秩序。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以工厂、军队、医院、学校为代表的理性的、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取代了传统的组织方式，从而为社会带来新的效率与精确性。
疫情中对宗教权威的冲击，以及不久后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还开启了一个与理性化并驾齐驱的过程，这就是世俗化。这个世俗化过程，在社会结构上表现为宗教思想、行为和组织在社会上被边缘化，宗教的核心垄断地位逐渐被取代。从个人的内在经验上看，科学取代了宗教的地位，从而在对人生和自然界之各种现象的解释上起主导作用。正是在这样一种世俗化过程的推动之下，过去人们朝向天国的眼睛，转向了世俗的生活。在过去，你对宗教的虔诚是表现在臣服和仪式上，而现在，你做好世俗的工作，履行你的职责，这本身就具有神圣的性质，就是在实现神的旨意。
可以说，正是在理性化与世俗化的推动之下，欧洲告别了愚昧与盲从，走向了真正的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