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解放前，我外婆邻居是一个姓杨的大地主，家有良田数百亩，还开着油坊、米坊等，是远近闻名的大富豪。杨大地主前面娶了几房妻，都没给他生下一儿半女，年过四十娶了一个农家的女儿，这才生了个儿子，宝贝得不得了，时不时的抱着他儿子在外面晃悠，见我舅舅穿得破破烂烂，吃的残羹剩饭，就耻高气扬的在我外婆面前显摆：我们家崽啊，家里的钱几辈子都用不完喔。
没多久解放了，土改把他家的田、房屋、油坊等都充了公，只留下两间偏房，分了二亩差田，没生小孩的大房加姨太太也遣散了，只留下那个生了儿子的农家女继续跟着他。他从来没下过地，二亩差田打的粮食根本不够吃，到了开春时节，看我外婆家还在吃米饭就羡慕地说：唉，你们家日子好过哦，我崽都快要饿死了。
眼看家里揭不开锅了，他那媳妇不知从哪弄来一些晒干的剩饭，用水泡发后煮成稀饭，虽然难吃，但至少能填饱肚子。杨地主开始以为媳妇从谁家借的，后来看一直有，就问她。媳妇说，以前家里粮食多，饭总有剩，吃不完都倒掉了，她看到可惜，就把剩饭晒干后用坛子收起来，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
杨地主感慨万分：当初家大业大，觉得财富几辈子都用不完，哪会在乎那点剩饭，没想到如今靠媳妇当初晒干的剩饭艰难度日，真是什么时候都不能不为灾难多做些准备啊。
二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分配在一家大型国企子弟学校当体育老师。那时国企是铁饭碗，企业效益也好，所以当企业要和员工签合同的时候，虽然有十年和终身可选，但大多数人都是签的终身，只有我是签的十年，或许因为我对未来有一种不确定感。
虽然是体育老师，但我却坚持看文学书籍，经常给厂报投稿，是厂报的优秀通讯员。业余参加法律的自学考试，通过了刑法学、行政法学、经济法学等多门课程。我代表学校参加知识抢答赛拿过第一名，辩论赛拿过最佳辩手。甚至我还自费买了一把玻璃刀，教室玻璃坏了我切好去换上，校门油漆生锈了我自己买来刷子、油漆去粉刷一新。做这些没有任何报酬，我只是觉得将来万一世道不安宁多一门手艺就多一条出路。
几年后，国企效益每况愈下，甚至每个月只能发极少的生活费，此时我下班后做过摩的司机，倒卖过电影票（但是收入是用来组织团员看电影）。有天晚上骑摩托车撞了当地一个黑社会大佬，他的一帮小弟说要我赔，我说自己在某某厂子弟学校当老师，他不信当老师的会来开摩的，我回家把工作证拿给他看他才信，也没要我赔就直接让我走了。
1998年我到了深圳，应聘到一家传呼公司做业务员。我发挥自己身体好、能吃苦耐劳、嘴能磨的特长，很快建立起自己的客户网络，一个月收入比在老家一年还多。我的业务量有时候比公司其它所有业务员加起来还多，我们和客户每月一次现金结账，我六十多家客户可以在两天内全部结回，而有的业务员这个月还在结上月的账，我的速度让其它业务员和公司里的人觉得不可思议。半年后，我被提拔为公司销售经理。
虽然每天的工作很忙，我还是买来市场营销的书籍看。一天工作结束，当其它同事在打麻将的时候，我跑到办公室看书，这让我对营销有了更系统的理论认识。我也意识到传呼行业是个夕阳产业，于是谋求换单位，正好一天看到深圳足球俱乐部招聘市场部工作人员，于是寄去了简历。
没多久我被俱乐部录用，成为市场部工作人员之一。那一批录用了两个人，另一个是在深圳打拼多年，有豪宅，开过公司的。而我来深圳才半年，没有任何社会关系，我自己都没想到会录用我，那个人也看不起我，说我没料到。可能我唯一的特长，是喜欢足球也会踢球，在老家代表厂队参加过市里的比赛，还在《足球报》发表过探讨中国足球发展的文章。
其实在俱乐部要做市场是很难的，虽然我也努力做出了点业绩，但到三个月甚至都没能转正。这时我发挥在老家当厂报通讯员的经验，将俱乐部的一些市场动态发到《南方都市报》、《深圳商报》、《足球报》等媒体，让俱乐部的经营获得了较多的宣传，后来这些媒体采访俱乐部都直接联系我，仿佛我成了俱乐部的新闻官。
俱乐部老总经常要到中国足协开会，要做书面发言，按说这事是总经理秘书或者办公室主任的事，但因为我喜欢足球，对中国足球的发展也有较多的想法，于是总经理一直让我来做这项工作，后来包括他赛季初向媒体的发言稿，也都由我执笔。
俱乐部的合同拟定，之前一直没有标准的版本，后来我发挥自己自学过法律的特长，拟了一个符合合同法规范的版本，后来大家都采用我的版本来和企业签合同，其它人的合同也由我来审定。
我在做通信的时候开始自学市场营销，于是每年俱乐部的营销方案也是由我来撰写，这个模板之后一直沿用到我离开后的很多年。
由于我能做的事越来越多，在俱乐部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后来升任市场部经理、总经理助理，而那个和我一起进俱乐部，认为我没料到的人则逐步边缘化，不得不黯然辞职而去。
几年后，我回老家，遇到学校里一个年轻的女老师，还穿着我在学校时的一件旧衣服，住在筒子楼里，那一刻略有些心酸，心想如果我当时不是能走出去，大约命运和她一样罢。
归纳起来，我在俱乐部之所以能站稳脚跟，很重要的是我以前在学校当老师时，学习的那些当时无用的知识，做的那些无用的工作，让我有了更多的施展舞台，从而获得了领导的赏识与信任，也让我在深圳这座城市扎下根来，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是幸运还是灾难。如果我们细细的回看历史，人类很少有长期和平的时候，战争、饥荒、瘟疫、地震，前赴后继，接踵而来，一个人如果一生活八十岁，一辈子如果能平平安安，无灾无难，那几乎就是最大的福份。
三
1927-1937，中华民国也曾拥有过黄金十年。30年代初，林微因与梁思成同任教于北京中国营造学社，那时在中国文化圈具有特别影响的人物胡适、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是他家里的常客，还有来北京访学的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等外国朋友。每当聚首，林徽因是当然的中心，其广博的知识、灵敏的思维、严密的推理、流利的口才，以及得理不让人的气势，在场者皆为之折服。当时，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其乐融融。
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营造学校被迫南迁到四川宜宾一个叫李庄的乡下小镇，经济拮据，物资匮乏。由于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林微因生病的时候，梁思成只好自己学着给林微因打针，并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这才使林微因挣扎着活了下来。而林微因这个原本北京沙龙的名媛，也不得不学会了“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梁思成致费正清信中语），即便是最高贵的人，在灾难来临时也不得不过着最粗陋的生活。
四
马云说过：“所有的创业者都必须时刻警告自己：从创业的第一天起，每天要面对的就是无穷无尽的失败和痛苦，而不是成就和辉煌。”
”阿里巴巴离倒闭永远只有18个月！”
其实这句话比尔盖茨早就说过：“微软永远离倒闭只有18个月之遥。”
历史上曾经有很多看上去非常强大的国家、企业或者个人，但他们从鼎盛到衰败，往往都用不了18个月，只要半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就瞬间崩塌。
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种叫“三株口服液”的保健品，可谓家喻户晓，推出三年时间，年销售额就高达80亿，且不说这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创下的佳绩，就算是现在，也没有几家企业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但后来因为湖南常德一个消费者吃后死亡的事件，一夜之间，看似神奇、强大无比的三株集团，就跌落神坛，人间蒸发了。
聪明的企业，总是能对危机最早，做出最充足的准备。2019年，正当大多数人还觉得日子过得正滋润，享受着改革开放40年丰硕成果的时候，美团CEO王兴却说：2019年是过去10年里最差的一年，却是未来10年里最好的一年。正是因为对未来形势的严峻有着充分的认识，美团不断在进行结构优化，一举裁掉2000人。
无独有偶，2018年9月，万科喊出了“活下去”的口号，在内部会议上，郁亮说： 如果6300亿回款目标没有达成，我们所有的业务都可以停，因为这说明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和能力做下去。郁亮说在“严峻的形势”下：三年事业计划书的制定把“活下去”作为基本要求，我们的战略围绕“活下去”而展开，这是最底线的战略，是“收敛”和“聚焦”的战略。
如果说2018年万科喊出“活下去”是居安思危，到今天，对于所有行业、所有企业乃至所有人来说，活下去成了特别真实的存在。
春节期间，地产行业龙头恒大已经率先在行业内大幅降价促销，一举抢占了大量的市场份额，而那些反应迟缓、观望的企业，可能等到决定降价的时候，发现消费者已经被先行者抢光了。
还在春节的时候，西贝餐饮董事长贾国龙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倘若疫情在短时间内得不到有效控制，西贝账上的现金撑不过三个月。现在国内疫情虽然得到了较好的控制，餐饮企业都已基本复工，但很多店却门可罗雀，一天的营收还不够员工工资，更不要说支付房租、税金等开支，各地门店的关门声此起彼伏，哀鸿遍野。
但是疫情期间，也有日子过得滋润的企业。我身边一家火锅店，当其它火锅店都主要做现场堂吃的时候，就开通了公众号、小程序，通过美团、微信等网上平台做外卖。而疫情来临全国的餐饮店都不能堂吃期间，其网上销售反而迎来了爆发，每天的销售额比原来多了数倍，发货都忙不过来。疫情对于其它企业是灾难，但对他们反而成了机会。
有人说：永远都不要为未来还未发生的事情去担忧，但也有人总是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多做一份准备。也许不担忧的人今天会活得更轻松、快活。但那些为未来可能的灾难做了更多准备的人，也许会离灾难更远。
铁马老言：一个爱跑步、爱读书、爱胡思乱想的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