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德与才有精辟的论述：“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他给圣人、君子、小人下定义：“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司马光这一论述是有针对性而发的，他提出的选材标准是：“苟不能的圣人君子，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司马光所说不无道理。用人最理想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但这一标准的选择空间太小，自古以来圣人就是凤毛麟角。在才德不能兼备的情况下，愚人是比较保险的选择。选一个傀儡操纵，他会很听话，因为愚，他没能力做好事，同样也没能力做坏事。而小人就不同了，小人无德，但他有才，无德不能做好事，其才却足以做坏事。选傀儡的前提是，得有一个好的操纵者，否则，傀儡什么也做不了，结果还是小人得逞。
因才胜德而失天下的例子，数不胜数，如大家熟知的“做个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的李煜，死于他乡的徽宗，还有历史上的隋炀帝，他颇有文才，是个很清醒的亡国之君。这些人，无德不能服天下，其才又不能治天下，亡国在情理之中。
德胜才，就能稳做天下吗？唐高宗为人“正直中和”，不是个昏君。可是，有德无才的他，却是导致唐王朝一度血腥遍野、李氏子孙几乎被杀戮殆尽的根源。他没失天下，是因为他的对手有着相当的理智，有才，而又没有完全失德。德才兼亡，却只有亡国一条路，那些昏暴之君不用说了，连那颇忠厚的刘禅也不例外。
中国的历史，一向重德轻才。司马光的标准是历史的“正声”，一向为人们所推崇。那么，小人真的不可用、不能用吗？也不尽然。
陈平大家都熟悉，当周勃、灌婴向刘邦告状，说陈平“盗嫂受金”时，魏无知替他辩护：“臣所言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魏无知的辩护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点到了刘邦的要害，刘邦正和项羽争天下，无德也许成不了大事，无才却是绝对打不赢的。基于当时的实际，刘邦首选才。即能容才，又会用才，这是刘邦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历史上有才无德而成大事的例子不少，战国时吴起杀妻求将，苏秦和燕文公夫人私通，管仲贪，都是有才无德之人，但吴起帮弱小的鲁打败了强齐，苏秦以其合从之谋使六国有效的抗击了秦的扩张，管仲帮齐桓公成就霸业，其功劳名载史册。
公开和“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这一论断唱反调的，是曹操。建安十五年，曹操以命令形式公开说：“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何以成霸世！”建安十九年，他再一次下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有行也！”公开举起了“唯才是举”的旗帜。当蜀和吴人才“捉襟见肘”之时，魏名臣、名将人才辈出，和曹操提倡的这一用人标准有着直接的关系。
愚人百无一用，这是不争的事实；才高德薄的小人，无德，有坏事的可能；但有才，却是成事的资本。把小人弃而不用，于才未免可惜。真正会用人的，在于用其长，抑其短，用其长来帮助自己成事，抑其短可避免其带来的危害。
在用人方面，刘邦是绝世高手，他身边即有张良这样的圣人，又有萧何、曹参这样的君子，还有陈平、韩信、英布这样“才胜于德”的小人。韩信贪，英布反，都不是“正直中和”的君子，但刘邦成功的利用了他们，又及时地遏制了他们所带来的危害。在如何使用小人上，刘邦是成功的。
但，用小人是有风险的。小人之才能成事，其德也足以败事，甚至给用他的人带来生命危险。用小人以至亡国亡家的事例，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历史。要使用好小人，要求用人者其才足以遏止小人的无德，要有识人的能力，有驾御小人的手段。
关于这个道理，中国古代许多人也都做出了精辟的概括，比如孔子的君子小人论、荀子的人才标准论，还有司马光也对德与才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德胜才者谓之君子，才胜德者谓之小人，——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