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赴新加坡特派记者 王 慧
《 人民日报 》（ 2012年11月28日 22 版）
在新加坡市区，河流清洁，马路整洁。
本报记者 王 慧摄
“只用一代人的时间便从第三世界国家晋升到第一世界的水平。”对于新加坡的沧桑巨变，新加坡国父、前总理李光耀在其回忆录里如是说。短短40多年，新加坡不仅在经济上成功崛起，而且在社会各方面都让人刮目相看。为探索其成功之道，本报记者日前走进了这个东南亚国家。
“罚款的城市”
在新加坡，如果留意，会发现各种“罚款”的标志无处不在。地铁站、购物中心、主要建筑物里都张贴着罚款标志。尤其是在地铁站，从入口到通道、买票口、进站口再到车厢里，都在醒目的位置贴着三张提示标志：“禁止吸烟，违者罚款1000新加坡元”（1新加坡元约合5元人民币）、“禁止饮食，违者罚款500新加坡元”、“禁止携带易燃品，违者罚款5000新加坡元”。
绿树成荫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校园是无烟校园，空旷的草坪上看着并没什么人，一些来进行短期培训的外国学员一时憋不住烟瘾，悄悄在草坪上吸烟，马上就会走来一个不穿制服的人，说是管理环境的，要立即罚款。
登革热是一种热带病，在新加坡时有发生。登革热一般通过伊蚊传播，而人们在浇花后如果花盆下漏了水，积水就容易产生伊蚊。所以新加坡政府规定，居民家里的花盆下不能有积水，必须及时清理，否则罚款。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新加坡展开反随地吐痰运动，随地吐痰者要被罚500新加坡元，这在当时是数额非常大的一笔钱。上世纪90年代，由于人们使用完公厕不习惯冲水，公厕很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新加坡推出一项法律：使用完公共厕所要冲水，否则罚款。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逊已经在新加坡生活了11年，他告诉记者，新加坡被一些人称为“Fine city”，在英语里这是个多义词，一个意思是“美好的城市”，另一个意思是“罚款的城市”。吴逊认为，处罚是新加坡社会管理非常重要的手段。
政策法规贵在执行
一项法规颁布后，关键在于能否真正执行。新加坡的经验在于“有令必行”。有新加坡官员说得更直接：“政策就是执行。”
吴逊对记者说，当政府发现某个地区频发登革热，就会派人到该地区挨家挨户检查花盆，只要有积水，就会重罚。吴逊说，有时候，完全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来改变社会的行为习惯需要很漫长的时间，尤其是碰到疾病等涉及人民生命安全的问题，更需要执法有力。经过长期的严格管理，现在新加坡人在家里浇花后一般都会即时清理积水。
高科技的使用也使执法更有效。在新加坡，一些路段在特定时间会对经过的车辆收取高峰时段费用，每辆车都必须装有相关的电子设备，预先在卡里充值，高峰时间经过这些路段时就会自动被探测收费。有时候如果卡里没钱，就会被课以重罚。这些技术的应用也使得大家都没有了侥幸心理。
在新加坡，如果被多次抓到乱丢垃圾，就不仅仅是罚款这么简单的事了，必须穿着印有“CWO”（纠正服务令）标志的衣服在公共场所清扫垃圾。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黄奕鹏说，这是非常丢脸的，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乱丢垃圾的人。推出这项法律的第一年，政府还会把那些违法的人的照片登在报纸上。而新加坡很小，如果一个人受惩罚，照片出现在报纸上，或者穿着“CWO”的衣服捡垃圾，这是非常丢脸的，大家自然而然都不敢违反法规了。
黄奕鹏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谈到新加坡的社会管理经验，他认为最主要的就是管理严格。
通过教育取得共识
在新加坡生活了近20年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认为，一个社会要从落后到最先进，必然要采取一些比较激进和严格的管理方式。新加坡早期居民的文化道德修养比较低，惩罚在早期阶段因此也很厉害。现在新加坡社会已形成讲文明的风气，惩罚的事情就很少看到，社会也在变得更加宽容。
黄奕鹏说，据他所知，从没听说过谁因为用了公厕没冲而被罚款。不过，现在新加坡的公厕已经干净了很多，这虽与罚款有关系，但主要还是因为人们的卫生和社会公德观念有了提升，才逐渐养成了习惯。黄奕鹏认为，以后这种“好笑”的法律就会越来越少，更多的会是公共教育。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也更容易接受通过公共教育传播的社会公德观。
李光耀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们先教育和规劝人民，待多数人都接受了，我们就通过立法惩罚叛逆的少数人。”正是因为首先让大家认识到了问题所在，形成了共识和社会规范，才使得随后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以及人们习惯的改变成为可能。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余伟铿表示，良好的现代社会管理理应是这样的顺序。一项法规要能得到完善的执行，首先要取得社会共识，同时也要符合发展水平才行。
（本报新加坡11月2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