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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曾经是心愿现在是悬念 乡里不相亲

  文/本刊记者 杨欧非

  无论是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还是语言资本,中国人的移民之路,都可以说是一场“资本转换”的过程。这种资本转换,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和阻碍,而最终能否实现真正的融合,体现真正的价值,并不由付出多少所决定。

  有钱的人,在中国被叫作“大款”,在美国被称作“富翁”,显然,“富翁”这个称呼似乎更有品位,于是,很多中国的“大款”开始希望成为美国的“富翁”——通过移民。十年前,许多人争相走出国门,甚至有点儿义无反顾;十年后,有些人回流了,有些人依然痛苦地坚守着,也有些人在海外奋斗并快乐着。除了能够在地中海的阳光下晒太阳的真正的有钱人之外,更多的曾经的中产们,到了国外,资产被六或者七一除,变得所剩无几之后,也只能靠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为生,完全没有了国内生活的光鲜。

  站在全球经济萧条的时点,对移民加以回顾和展望,应该更理智地问问自己:移民,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失落”的精英

  招商银行(10.49,0.13,1.25%)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逾七成接受调查的内地富人,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投资移民考虑,其中约27%的人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这个报告的结论被众多媒体报道,并让许多爱“随大溜儿”的中国人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也要移民移民后的生活到底好不好?

  其实,这个答案很难找到。因为移民顾问往往只会告诉你移民的好处,不好的地方却一笔带过;已经移民的人,哪怕躲在唐人街的餐馆里刷盘子,或者虽住在富人区却孤独无比,他们一般也不愿跌面子告诉你实情。

  2003年10月16日,加拿大《多伦多都市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新闻:昨天,当中国第一艘载人太空飞船成功发射进入轨道之际,郑常春的心也跟着飞向了太空。郑常春今年34岁,是一名中国女航天工程师,郑常春曾设计长征2F号火箭导航系统的主要部件。为了更美好的生活,她两年前移民加拿大,现在多伦多居住。今天,郑常春在地铁站的一家面包店卖肉桂卷,每小时挣8块加元。

  这则新闻的主人公绝不是个案,十年来这种情况仍然大量存在,很多人移民后难以从事专业的技术工作,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从事体力工作,而更加不争的事实是:一样的工作,移民往往没有本土居民的收入高!这几乎是所有新移民都会遇到的第一盆“冷水”——职场对移民外国工作经验的贬值,移民前的工作经验在移民国得到的回报基本是零。

  在一些网络的小角落里,我们隐约可以发现一些移民人士的抱怨与现状:耗尽大半生积蓄成功移民,却成为投资外国的“穷人”,再也过不上国内安逸富足的生活;因为夫妻移民的不同步,在心理上已经失去婚姻;相对孤立的社交圈,让金钱和关系在这里起的作用,远远小于中国;福利国家仰仗的是高税收,要移民就不得不接受这里的“劫富济贫”。

  一些人开始变得理智,他们只是取得一个国外身份,绝大多数时间仍生活在国内。有人说,移民是为了下一代而放弃了上一代;也有人说,移民海外,摆弄和伺候洋人一样,都不那么简单;在国内,移民总想展现给同胞他们在国外的生活是如何如何的好,以显示其选择移民的正确性,而在国外,又总是大谈祖国的繁荣富强以证明自己是中国人,这多少有些矛盾。

  虽然充满了矛盾,但在一个新的地方,总是意味着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人无法永远守住过去的时候,就只能尝试新的开始。

  20世纪初,大陆移民中,寻求摆脱政治运动或经济困境者居多,香港和台湾移民中很多都有雄厚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到了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大陆移民受全球化世界提供的就业机会吸引,他们当中高学历、高净值者越来越多。

  纵观新一轮移民热潮中的人员组成,多为30岁至40岁的社会中坚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有熟练的专业技能,积累了比较丰厚的资本。分析人士指出,在投资移民热潮涌动的背后,中国丧失的不仅是财富,还有宝贵的人才资源,而后者的价值更难计量。

  在全球化人力资本流动的背景下,移民到新的国度所遭遇的价值冲击、社会融入的阻碍、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落差及其心理上的变化,记录了从移民初期到长期融入的过程。“换个活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那么简单。

  乡里不“相亲”

  著名作家龙应台曾在回应“如何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分辨它是否发达”时说:“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3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了一阵,发现裤脚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这大概就是个先进国家;如果发现积水盈足,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就是个发展中国家。”

  当北京的白领在一场大雨中溺毙在自己车里的时候,再读这段话难免唏嘘。发达国家的确在一些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方面做得比国内好,出于现实考虑,人们开始寻找其他出路,比如移民,也确实无可厚非。但是,人生之旅是一个不断转换和融合的过程,无论是纵向演变,还是横向迁移,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人生的每一次变迁都要面临挑战和风险,而移民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融合难”。

  王悦是一位加拿大移民,在中国时她是一所大学的副教授,曾在美国做了三年的访问学者,但是移民之后几年间,却找不到一份学校教师的工作,她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种感觉会很强烈、很痛苦。内心里,我深知‘我是谁’,但外在,他们不这么认可你。在中国,差别没这么大,这里,不管你怎么努力,即使你认为你已经知道很多了,但人家仍不接受你,不当你是他们的一分子。你要找一个有归属感的地方,很难!”

  相比技术移民难以打破的“障碍”壁垒,投资移民所面临的“风险”似乎更大。

  以美国为例,按照美国投资移民签证的条件,移民者必须在美国有投资,并且雇用当地人就业。然而众所周知,美国商人都不愿在本土投资,宁愿把工厂建在中国、越南,就算是乔布斯的苹果帝国,其90%以上的工厂也在国外。移民到国外,当然是为了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可是在国外投资真能赚到钱吗?

  在中国投资,本土经验很重要,换句话说,在美国投资,本土经验也很重要。这种经验不光能影响到当下,还关乎移二代、移三代。

  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很高,直接导致移民者经营成本上升;一些像公会的非政府组织,力量非常大,这对移民者的经营是个很大的挑战。如果遇到纠纷,需要打官司,大多数中国移民不精通英语,更不熟悉美国联邦和地方法律,这将是更大的困难。事实上很少有富商移民后真的把生产线拉到国外去,或在移民国投资实业。国外主要发展新能源、生物制药以及服务业,而国内企业擅长制造业、房地产,投资实业根本不具优势。

  在金融投资方向,外汇风险也不可小觑,从长期来看,外汇市场波动起伏较大。美元对人民币仍有贬值的空间。对于投资移民来说,五年后的货币汇率仍然难以预期。随着人民币升值可能性的不断增大,现在投资的50万美元五年后可能会缩水,因而影响投资回报率,使其有所下降。

  不过很多投资移民人士只是想拿一个国外的身份,移民成功后还是会住在国内,生意也完全在国内,事实上,只要满足移民国的“移民监”要求,这种方式完全是可行的,也可以避免完全结束国内生意等待移民这段时间的风险。

  “萧条”的福利

  移民融合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包括移民通过自身调整来实现融入移民国的承诺,简单地说就是,要享受“自由、平等和民主参与”的权利,是要付出代价的。而经济环境不好,这种福利更是会“变味儿”。

  从摇篮到坟墓,发达国家优越的福利的确刺激着我们的神经,生老病死无微不至的关照,失业救济金、养老金、经商补助、免费教育、大学教育贷款及津贴、急诊免费等。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想享受该国的福利,也需要向该国作出应有的贡献和义务,因为这些福利都是有条件和门槛的。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西方国家高福利制度“养懒人”的弱点日益显现,拿“高福利”开刀,已成为许多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首选。

  很多时候,国内移民者听到最多的是,“移民吧,来到国外,不工作也有失业救济,也能过上还算体面的生活。”但是没有人对这些有移民打算的人说,“只有就业了才能有失业,移民他国后,从来没有工作过,也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未必会有失业救济。”

  “虽然目前投资移民移民者可能并不是以享受福利为目的的,但是相对来说,技术移民的比例还是要高出很多。对于一些技术移民者,刚到海外,很多福利待遇可能享受不到。一方面因为一些主流移民国家的福利补贴是针对低收入者的,而新移民刚刚过去是需要带够前六个月的生活费,不在补贴范围内。其次‘羊毛出在羊身上’,新移民没有缴纳一定数额的赋税,很多国家会要求新移民在国内居住一定时间以后才可以享受福利。”一位国内移民公司的顾问如是说。

  如移民澳洲,如果是父母移民过来,那么十年以后才可以拿到养老金。而大部分如医疗补贴、生子补贴、失业救助等福利必须移民满两年后才可以拿到。而包括国家补贴的养老金在内的各项补助,一旦离开澳州境内超过一个月就会停发。而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新移民刚刚过去的头三个月是不能享受健康保险的,包括已经怀孕的移民移民过去以后的头三个月也不能享受OHIP健康保险(危疾保险计划)。此外,因为要求新移民入境需要带够六个月的生活费,在这六个月内,很多对于低收入者的补贴新移民也无法享受。

  更重要的是,虽然受到全球经济萧条的影响,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但毫无疑问中国仍是当今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相信没有人会否认全球这20年的热点是在中国。我们在看到移民国外享受了福利的同时,也该意识到有可能失去这一轮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因此,不要让移民成为失落的开始,求机遇与享福利的天平上一定要好好衡量。

  TIPS:

  2011年中国富人通过投资移居美国的资金流入量最少达到29亿元人民币;中国富人通过投资移居加拿大的资金流入量达20亿元人民币左右;而中国投资移民一年贡献给澳大利亚的财富最少也达到32亿元人民币。可见,在中国每年100多亿元人民币流向海外的移民财富总量中,有八成以上的财富贡献给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还有不到两成被欧洲各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瓜分”,受益者还包括塞浦路斯、韩国等非传统的移民目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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