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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鸿祎:中国为什么没有乔布斯?

2011年10月,浙江省的某市政府发布了一个重大的人才培养工程,以5年为一个培养周期,每周期投入培养经费5000万元,邀请两院院士来做导师,培养100个“乔布斯”式领军人物。结果,这个消息一下子爆开了,“培养100个中国乔布斯”成了一个大笑话。

其实,这里都有误解。人家说要培养100个乔布斯式的领军人物,说白了就是培养创新领袖。我在so.com上搜了一下关键词“创新+工程”,结果有知识创新工程、党建创新工程、国家技术创新工程、社会管理创新工程,每一个是不是听起来都挺宏大的?

但我非常确定地说,而且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观点:今天的中国没有乔布斯,谁说自己是乔布斯,谁就是骗子,目前的中国乔布斯都是赝品。那么,中国有十三亿人口,难道就没有在智商、个性、创新力方面抵得上乔布斯的年轻人?我觉得,如果按比例来看,绝对有。他们就像种子一样,但可惜落到了一个不宽容的文化土壤上。宽容是创新之水,如果没有宽容之水浇灌,那这土壤就很难支持创新,再好的种子落到这个土壤上,也长不出乔布斯来。

我的这个观点,讲给谁都不爱听,因为我就跟《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一样,只不过说出了一个真相,但却令很多人尴尬。有些企业请我去讲互联网,讲创新之道,结果我发现虽然很多大企业特别爱提创新,恨不得把创新两个字刻在脑门上,但我一讲创新,就认为我是在危言耸听。比如,两年前,我给运营商讲课,说微信最后是要颠覆运营商,结果把邀请单位吓坏了,因为下面坐的都是集团领导。有些内容传到外面,有人认为我在挑拨运营商和腾讯之间的关系。两年之后,都不用我说了,事实摆在那里,微信已经不是在抢运营商的收入,而是要利用运营商积累下的用户关系,在通话层面上取而代之。现在,运营商不改变已经不行了。

我讲创新,翻来覆去讲,举出各种案例来讲,讲了很多,但最后发现这些东西都是术。我们能不能创新,能不能培养出“乔布斯式的领军人物”,最后还是落到是否我们是否有支持创新的宽容文化。

那么,什么是文化?

不是讲个《论语》,讲个《易经》就是文化,文化是我们每个人遇到一件事,脑子里出来的本能反应——善恶判断,是非标准。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的文化,我们对企业的价值判断,不是这个企业有没有创新,有没有为用户创造价值,而是有没有赚钱,有没有上市,有没有市值上百亿过千亿。简单地说,我们现在判断企业,乃至判断一个人的标准,还是成王败寇。如果一个公司把广告屏挂到了全国所有出租车的后座上,不管晚上对疲倦的乘客来说光线有多刺眼,噪音有多扰人,只要它赚了很多钱,只要它能上市,在我们的文化里,它就是一个成功企业。

我们每个人都很崇拜成功,我每天在努力地工作,也是为了证明我不是一个失败者。如果我失败了,或者360没能上市,市值没能过百亿,他们也不会请我去讲课。一个人的思想和看法从来没有变过,但是公司上市了,市值过百亿了,大家就觉得这个人不一样了。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愿意聆听成功者的声音,是因为很害怕自己会失败,我们对失败在文化上并不是特别宽容。

但是,创新意味着什么?创新一定意味着它是失败率特别高,失败是必然,成功是偶然的。你今天看到成功的企业,背后躺着一百家跟它一样,甚至更努力、更优秀的公司。但是运气不好,失败了。虽然它同样做一件创新的事情,但因为它失败了,很多人觉得不看好。所以,在我们这个文化里,你真的要做创新的事情,因为失败率很高,你会发现到处存在这种无形的压力,这会让我们很多人不愿意去做真正的创新

大企业也不能免俗,同样的文化,对失败它们同样怀有深刻的恐惧。所以,不管有什么新模式,都会让小公司先去探路、趟雷,小公司做不成,大公司不会有什么损失。小公司一旦做成了,大公司立即跟进,这样出错的概率最小。这就是所谓“稳健的竞争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大公司就像一个小孩子,因为营养很好,也可以长到1.8米,有成年人的体格和实力,但是它的心智可能还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水平上。它们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我抄这些小公司又不犯法,有什么错?这些小公司还不是全抄的国外的?”所以,不要指望我们行业里的大公司能像美国一样输出什么价值观。

再回到乔布斯身上,如果有人认真阅读过乔布斯传,反复读几遍,你会发现这个人是极其不讨人喜欢的人,是一个苛刻的、不宽容的、怪僻的人。这个人如果成为你的同事,成为你的老板,或者生活在你身边,可能会让你觉得很痛苦。这样的种子落到中国土壤上,早在高中时代或者大学时代就被我们给灭掉了。

虽然我们嘴巴上喜欢讲创新,但创新一旦出来,我们对它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包括我在内,对少数派的不宽容,对从众心理的需求,也会有意无意的压制创新。一个人做一个新东西出来,刚起步,大家都不理解,好点的话叫他狂人,不好的话会骂他是疯子,是骗子。他一旦把原来大家骂的一件事做成了,把企业做得成百亿上千亿了,于是到处有人给他树碑立传,把他捧成了神。

我们文化深层次的一个问题,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从众。我们其实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如果有一件事特别特立独行、特别与众不同、特别标新立异,特别少数派,我们都不会太看好。如果你干的是人人都能看明白的事,你就会被认为是靠谱,有前途。但可惜,大家都觉得有前途的事情,往往没有前途。

在中国,你想要创新,还得承受另一种苦恼。在美国商学院,颠覆和破坏式创新是经典理论,会被创业公司奉为圭臬,但我一讲颠覆和破坏式创新,就会潜意识里想:周鸿祎不是好东西,天天讲破坏和颠覆。在西方,小公司起来,破坏了大公司的商业模式,这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数字相机出来,让胶卷没有生意;今天智能手机让数字相机卖不动了,但法律从来不保护商业模式,法律只保护知识产权,只保护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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