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是文人竹刻的第一个高峰期。当时文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着各种精美的竹器，举凡茶具，香具，酒具，游具，文具，禅具，家具无所不有。这些竹器，有些可归入竹刻艺术，有些并非严格的竹刻制作，但其中的佳制，无一不具有艺术价值。正是基于文人对竹器的喜好，催生了繁荣的竹刻艺术。按照器物实用功能的有无，可将文人竹刻大别为两大品类。
实用器以文房用具为大宗，其中又以笔筒，臂搁为主体，其余尚有诗筒，笔洗，笔掭，水盂，笔架，书镇，印章，如意等。文具之外，在满足平日起居宴游之实用功能的同时，能够体现文人审美情趣的文化层次的，艺术化了的竹刻制品，尚有香具，酒具，扇，冠，簪，竹杖及虫鸟具等品种。
笔筒成为笔筒主流的时间，与嘉定竹刻的兴起基本重合。利用竹筒的天然形状作为笔筒非常便利，竹的文化意味则使竹笔筒与文人的山斋雅舍在情调上天然凝合。故而自明代起，文人即对竹笔筒摧崇备至。笔筒在古代又名‘笔尊’，大的则叫‘笔斗’。在竹刻艺术中，笔筒可称重器，除少数几位竹根圆雕的名家外，晚清以前所有著名竹人的代表作都是笔筒，所有的竹刻技法，都在笔筒上有所体现。
臂搁是运笔时承腕枕臂之具，一般作扁片长条而隆起如覆瓦。初现或在宋代，然实物罕见，自明代盛行后传世始多。制作臂搁的质料有多种，但以竹制臂搁最为普及。清陆凤藻《小知录》将‘竹秘阁’与纸，笔，墨，砚等同举，列为‘山房十学士’之‘无弦居士‘，可证竹制为臂搁之代表。即使是使用牙，玉，瓷，铜等材料制作的臂搁，也可仿竹为能事。文人审美偏好素雅，加之近乎平面的形制也便于直接移植书画的构图和布局，故竹臂搁的刻法以阴刻，薄文阳刻和留青为主。在臂搁的内侧竹黄一面雕刻款识和文饰的做法，到清乾隆年间才出现。
竹根印章为文人巧制，是竹雕与篆刻艺术的结合。早期竹根印取传统印章规范性的造型，雕刻出印纽，与此后多见的随形天然竹根印大不相同。天然形竹根印以清雍乾间竹人潘西风所制最为著名，后之乔林，吴惜载皆为擅此道的印人。在取材上，天然形竹根印分方圆二式；圆式为截取直径较小之竹根打磨而成；方式则从大竹根切割出之。当代配上圆雕，别具奇趣。
竹刻香具以香筒最为多见，香炉，香盒亦颇有之。焚香是文人情趣生活中一段重要的节目，以竹材质为香具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晚明竹刻勃兴，竹香筒的数量也是显著增多。香筒的刻法以深浅浮雕为主，再透雕镂空孔以出烟。清中叶以后。民生变异，香事渐衰，香筒逐从日常生活中淡出。除了仿古制作，仅仅保留在祭祀和供奉的场合，形制也变得粗大，因而逐渐与文人绝缘。
折扇原出日本，北宋时传入中国，末几既有仿制。至明代时已完全本土化。所用材料虽有竹，木，象牙，髹漆等多种，文人却对竹制扇骨格外珍视，原因自然是趋雅恶俗的心理所致，正如《万历野获编》所记‘吴中折扇，凡紫檀，象牙，乌木俱目为俗制，惟棕竹，毛竹者怀袖雅物。‘"目前所见最早的竹刻扇骨实物出土于晚明墓葬，有浮雕，阴刻，陷地刻等雕法，表明在明代中晚期竹制扇骨的雕刻工艺已比较成熟。南京与苏州地区是江南折扇的著名产地，南京所出称京扇，苏州所出称苏扇，皆以名手制骨，名人书画扇面为贵，雕边之著名者有李耀，濮澄二家。嘉定在明代与吴县同隶属于苏州府。却未见有刻扇之制，其原因不得而详。或者认为嘉定竹刻以深刻为法，扇骨细弱不堪雕镌，亦可备一说。竹制折扇工艺经历过清代前期一段低潮后，在清中期重新恢复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成为江浙地区文人竹刻走向繁荣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即在一向缺少扇骨雕刻传统的嘉定，乾隆后期也开始有精致的竹刻制作。留青刻骨在清代中期开始出现，至20世纪前期发展为扇骨雕刻的大宗，与引起阳文，阴文浅刻并驾齐驱。
至于诗筒，竹杯，竹罂，如意，竹冠，竹簪，竹杖，虫具等，一经文人手制，无不揩磨光润，镌刻清雅。如朱鹤手琢儒冠，清雅古朴，所制发簪，人皆不以器名，直呼为‘朱松邻‘，盛誉可想。竹杖为年迈体虚之文人须臾不离者，更是题刻累累。余如鸦片烟具，香烟具，鼻烟壶等。因为是晚清民国时期不少文人，书画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者，也有一些雕刻诗文书画的竹刻 制作。然其并非传统文人性灵生活中固有者，且颇损风雅，虽有出于当时著名竹人之手者，终究不入雅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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