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强盛，一家企业的卓越，背后往往伴随着一种模式的孕生。欧洲、美国、日本的企业均证明了这一点。当中国走过几十年成功的增长之后，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去思考属于中国的管理模式。
一个民族经历过落后挨打的屈辱之后，往往倾向于认为好东西都在外面，需要向外面学习。正是这样，中国经历几十年的西化。但是现在回头来看，虽然西方模式解决了诸多问题，却也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种尴尬：
西方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企业持续增长的问题，表面繁荣的背后是交易成本变得越来越高，前进的步伐越来越艰难。这是因为任何管理模式都是建构在某种人性基础之上的，中国人与西方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特征，自然西方的管理模式就无法在中国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就像我们吃一天两天的麦当劳、肯德基可以，天天吃就受不了。这是我们不同于西方的胃的生理功能决定。
所以，中国必须结合中国传统以及自身的人性特点，设计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唯此才能求得新时期的发展。语言学家洪堡特说：“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汉语汉字作为中国文化与人性的“元遗产”和“活化石”，是一把我们揭开中国人性特征神秘面纱的钥匙，也是一个我们构建中国式管理的思想源泉。我们以汉字“我”隐含的人性特征为核心，以丰田JIT的成功经验为样板，来说明如何基于中国传统与人性特点构建中国式管理。
汉字是图像文字，在古文中“我”的图像所表征的是，一个人坐在台子上或椅子上，手持戈器的威武者的形象。祁洞之教授认为，“实际上这个‘我’是一个人群中的图腾和象征，指谓的是部落或其他形式的群体。”“人们注意不到自我，而只注重其所镶嵌之中的整体。”
这就说，中国人所谓的“自我”，指的是某个关系网络、某个背景下的自我。这已经被现代神经科学所证实。在实验中，分别让中国和美国的受试者在心里想着一个人，这个人可以是他们自己，也可以是他们认识的人，然后看屏幕上显示出的形容词，比如“勇敢的”、“孩子气的”等，是否符合那个人的特征。而后，受试者会得到一个形容词的词汇表，他们必须说出其中哪些词刚刚出现过。在整个过程中，受试者的大脑都被磁共振扫描着。
结果发现，受试者心里想着自己的时候和想着别人的时候大脑活跃的部位不同，这一点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很相似。但不同的是，当中国人心里想着自己母亲的时候，大脑的活跃区域和想着自己的时候是一样的；而美国人想着自己母亲的时候就和想着别人的时候一样。
这个结果反映出中国人和美国人对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具有不同的认识。心理学教授朱滢说：“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不仅包括自己，还包括母亲等关系亲密的人，而西方人的‘自我’是完全独立的，不包含任何其他人。”
中国人只有在人际关系中，才能找到自己是谁，才能发现自己的价值。人是相互联系的，是变化的，是一定条件下的人。胡适说，在以人为中心的儒家哲学中，人不能孤立存在，所有行为必须是存在与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之中。也许，这可以认为中国人没有自我，但这是西方人的观点。事实上，这只是中国人的一种人性特征，说没有自我是一种自贬，在这一点上不是中国人不如西方人，只是我们不同于西方人，我们是关系型自我，而西方是独立型自我。
日本人的自我类型与中国人是相同，也是关系型的自我。而且可以从语言的角度看得出来。在日语里面“我”这个词是指超越环境之外的、不受条件制约的、一般化的、有着自己的属性、目标、能力和喜好的自我，在文谈中不常用。日语中的“我”在不同的情景中，有不同的表示方法。当一位日本女士做正式报告时，她通常会用Wstashi这个与“I”最为接近的日语。当一位男士指与他大学好友相关的自己时，他可能会说Baku或Ore。当父亲与孩子讲话的时候，他要用Otosan（爸爸）这个词。一位年轻的女孩与家人谈话的时候，她可能会用自己的别名：“Tomo今天要去上学”。日本人经常称他们自己Jibun，Jibun的意思是指“my potion”（我的一部分)。这都反映了东方人关系型自我的特征。
但是日本人与中国人不同，他们没有自我丢失，而是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成功的将西方的理念建立在自身的内在禀赋之上，并转为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拿丰田来说吧。
在丰田的管理模式之中，能体现出对关系型自我创造性转化的最精妙的做法是JIT。
让我们首先从JIT的起源说起吧。1956年，大野耐一去美国，参观了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及其他机械制造公司的生产现场。当时，美国的自选超市已经相当普及，这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所谓超市，对消费者、也就是买方而言，在他“需要的物品，需要的数量，于需要的时候”，所可以上门采购的商店。顾客在入口处拿了购物篮入场，将今天及明天要用的商品，或是一星期所需的东西，以自助方式取货放进购物篮内，有时难免也会因一时的欲望而超买，但基本上是可以适量地购入满足当时生活所需的物品。
从超市中获取的启示后，大野耐一大胆地设想，生产线像超市一样可以随时取走所需零件、再及时补充的生产管理方式。基本上是这样的，首先把超级市场假设为生产线的‘前工程’，那么作为‘后工程’的顾客，就他所需要的物品（以汽车组装工厂而言就是零组件），所需要的数量，于需要的时候，到超级市场，也就是到前工程去采购。
而前工程在物品被取走之后该如何呢？前工程应该立刻补充同数量被取走的物品。依次类推，一直往前工程回朔的话，不就可以形成连贯而顺畅的流程了吗？不正就是“准时化”应有的形态吗？
这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的JIT。大野耐一对JIT的表述是：“(汽车在组装时只有组装该车)所需的零部件，在需要时、(由需求部门)去取只需要的量”。 JIT是丰田学习西方超市体系的成果，它的实质是客户哲学，就是把客户放在唯一决定者的地位上，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做多少、什么时候做全权交给客户来决定。
如何实现JIT？丰田的做法是，首先是识别、定位客户的需求，然后整合各种资源创造客户价值。这和任何成功的企业的做法都没有什么差别，不同的地方是，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丰田成功的将客户价值的创造过程，分割成一个个可执行的价值单元，而后将其落在员工身上。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各个价值单元有效的、无缝的链接起来。
丰田成功的将问题的解决回归到了日本的人性特征和内在禀赋上了，即通过日本人关系型的自我，将每个价值单元紧密的咬合在一起。如果说日本人的自我是不可分割的，日本人的关系链是不可截断的，那么基于这种人性特征的企业价值链就是最坚固的。丰田将客户需求转化为企业的价值链，将企业的价值链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为“自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丰田的价值链上，包括其供应商，丰田的供应商全部是唯一的，没有备选，按丰田说法，供应商也是丰田。
通过关系型自我整合企业价值链，将一切努力、所有智慧聚焦与客户价值的创造上。这才是丰田JIT成功的真正原因。
从汉字“我”到丰田JIT，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式管理的建构基础是关系型自我，中国未来的管理一定是围绕关系的关系展开的。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缺少独立的自我意识未必是件坏事；而一味的想通过人性的觉醒，唤起独立精神也未必是件好事。重要的是正确的认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不是关系型自我不好，而是我们不懂得关系型自我的好处，没能找到关系型自我发挥力量与价值的途径，以将其转化为进步的推动力和取胜的竞争力。
所以，在基于中国传统与性格禀赋构建管理模式的过程中，不能抱有“自失”的心理，认为中国的一切劣于其他民族，当然也不能抱有“自圣”的心理，感觉唯我独尊，认为中国的一切都优于其他民族。而是要保持一种平等、自重、宽大的心态，以价值多元化的思维方式，审视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结合中国传统与人性特点构建中国式管理该有的心态和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