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忠群内向、理性，似乎过分谨慎，在遇到“新问题”时略有停顿，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会像圆滑的外交官，把话题“扯”到“吹嘘”方太的产品上。
但是，这绝不是他的全部。“我们了解到国内同行最大的实验室大概600平米的面积，我们后来一拍脑袋就投了6000平米。我们投下去的东西要让竞争对手望尘莫及，包括西门子。”
他坦言，在上学的时候，文科很差；而今，他在方太大兴儒学之风。在创业初始，他对中国文化中的“情理法”颇有微词，并与父亲签署了“君子协议”，尔后十年，在管理上，以西学为主，“方太前10年一直在学西方管理”；十余年后，他却坚信：“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国的管理，都是要根植于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没有一个强国是完全采用美国的管理，日本不是，欧洲不是，中国将来肯定也不是，肯定要根植自己的本土。”
“富二代”的高端路线
方太一开始就走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
这条道路，成了方太管理探索和发展路径的全部源起。
受惠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茅忠群与父亲－享有“世界点火枪大王”的茅理翔－签定的协议：一是搬家，把企业从小镇搬到慈溪开发区；二是搭新班子，父亲的老部下一个不要；三是“闹独立”，项目决策自己说了算。
在茅忠群看来，首先，作为浙江人和宁波人，自己天生具有商业的基因；其次，茅家做企业比较早，自己耳濡目染；第三，既然父亲已是“大王”，所以茅忠群决定投笔从商时就决心不再做点火枪业务。
“重新寻找项目花了大半年的时间。”茅忠群说。在这半年里，除了找项目，他就在父亲的飞翔公司“闲逛”：“体验父亲的管理，找感觉。后来经过体验，和部门经理也比较熟，和他们打成一片。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正所谓“旁观者清”，“如果一下子就成为主角了可能发现不了任何问题”。
他发现的问题是：“农村人际关系特和谐，远亲不如近邻；亲戚朋友特别多，很多都在企业中。这样就不好管了，违反了制度处理也不好处理，我就发现了这个弊端。”
茅忠群这个“富二代”注定要走一条与父亲完全不一样的道路。
“作为第二代，有时候对钱已经不敏感了，因为从小长大都不缺钱，相对条件很好，对钱没有一种特殊的向往，只是想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茅忠群放弃了负笈留学读博士、当科学家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后，从上海这个繁华之地，回到“小地方”慈溪。在上学时，“我的数学物理也是天生比较好，只能说天生了，读书的时候不是特别努力学，但是考试就很好”。精英这种自我认知，即使谦逊地回避它，它也根深蒂固于茅忠群的心底了：“现在也发现，确实走高端路线也是比较适合我的这种心理感觉。”
经过市场调查，当时的抽油烟机市场，全国共有三四百家企业，但是“集中在中低端，只有高端市场是空白”，混战得产业极具钱。金教授所谓的“红海”。其次，这个行业与彩电等行业相比，本土企业具有跨国企业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油烟机、中国烹饪文化的特殊性，爆炒油烟大，国外的概念在中国就不好使”，而彩电等行业的核心技术几乎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
就这样，茅忠群不自觉地运用了“蓝海”思维，选择了走高端路线。
“高端”不是一个模糊的“海市蜃楼”，可见而不可及，而是清晰可鉴，它必须要支撑起“更有意义”，才能让茅忠群“舍得”成为科学家的巨大机会成本：“我们的目标是要和国际著名品牌，比如西门子这样的，来抗衡。抗衡的标准是方太的产品与同类的产品相比，要比它们卖得贵，销量还要比它们好。这在全中国的家电行业还没有一个品牌做到。”
茅式领导：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茅忠群从在飞翔“闲逛”的副总成了方太的总经理，茅理翔担当董事长，“扶上马，送一程”。
他说他的性格是天生的，即使做企业后，也没有刻意地改变过。当然，这多少得归功于他的父亲。
“如果没有您的父亲在对外交往上的保驾护航？”
“确实，如果没有我父亲对外交往，可能跟现在不一样了，但是会有什么不一样，就不好说了。”
不过，茅忠群更愿意这样解释这个不可能真正有答案的“如果”：“在这方面时间花得多了，在企业经营管理上的时间和精力肯定就少了。这也是一种战略思想，看你的精力花在哪里。”这种“舍得”思想近乎恣意地体现在方太的方方面面。实际上，在茅忠群办公室里，“无为而无不为”是他的“座后铭”。
他本来很可能成为一个科学家的。虽然“转行”了，他仍然能给人一种学者的印象。他的领导方式也是如此：“孔子有句话，‘其身正，不令而行’。我们不一定要摆出什么架式，（因为）摆出架式的人，我感觉肚子里没货。只要你的下属服你，服你的学问和见识，自然就听你的话。这和学校里差不多—真正德高望重的教授，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话。你没有必要一定要凶巴巴的样子，大家才会听你的，那是表面听你，而不是背后听你的，你一定要让大家从内心服你，这样才是水平比较高的领导方式。”
对于企业管理，“我对管理各个方面从理念到整个管理体系都比较感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说，方太就是他在此方面的“实验室”。
1999年，方太在经历了较大的发展之后，从世界500强公司招募了“空降师”：人力资源总监来自日本美能达，企管总监来自日本富士施乐，销售总监来自美国可口可乐，热水器业务总监来自德国西门子。一方面，500强培训出来的职业经理人在职业道德上犯错误的概率要低许多，“国内比较鱼目混杂，看不清”；另一方面，“他们可以给我们带来世界500强的管理方法”。
“我对西方管理也是非常了解的，我可以向他们学习。第二，我自己也看了很多书，包括中欧的EMBA我都学过。”
这个学习的过程的重大成果就是“方太管理的25条原则”。他们将其定位在“方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介于方太理念与制度之间；理念指出什么对公司是最重要的；制度明确规定员工的具体行为和工作流程等，并强制执行；原则为员工管理行为指明具体的方向和法则，尤其是没有制度规定的管理领域，并倡导自觉执行。”
“25条”是在碰撞中“诞生”的。“不同企业过来的人相互之间一沟通，发现还是有问题的。很多过来的人是在一个企业待了很长时间，比较单纯接受的就是这家企业的企业文化，思维方式，和另外一家跨国公司很难有完全共同的语言。”
茅忠群分别和他们沟通，并做好记录。他要构建一个集百家之长、并和谐共生的管理原则。他自己撰写了讨论的草案，然后与大家一起讨论，形成共识。当“25条”最终颁布后，他对诸位说，你们要忘记原来的企业文化，现在大家一起来执行这个原则。
在方太只做油烟机的时候，茅忠群是产品设计的直接参与者，“几代油烟机演化趋势，我脑子里都有”；在方太的产品线扩展后，引入 IPD（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集成产品开发）后，他就在一些决策点上把关。他更多的精力花在构建现代的管理体系和战略决策上。
“国美苏宁我都不谈生意的，合同我一个没签过，我也不善于谈。”
他是专业主义的人，专业主义的企业管理者。他懂得授权并充分授权。他说自己比较符合吉姆。柯林斯所说的“第五级领导者”：一个品行无私的、尊重下属、具有顽强意志的领导者，必能带领同仁勇往直前，实现最佳的组织绩效。“谦逊但是有韧性，质朴但是无畏。决策冷静、温和，依靠雄心勃勃的标准，而不是吸引人的号召，促使员工积极性的提高和公司的发展，为建立长期宏伟业绩，制定出一整套标准体系，严于责己，归功于他人。”
茅忠群则深知自己的SWOT，并且毫不避讳。
“三不”原则
“我们要打造一个跟西门子抗衡的高端品牌不是缺钱，而是要靠我们的企业能力、管理系统的打造，必须要沉下心来老老实实去做。”
不急于做大，每年保持20％~30％的增长率即可，这就是方太的路径选择。
“中国不缺大企业，我想要达到100亿，我可以拼命做。但是在中国100亿都是小企业，那又有什么意思？我的战略目标是不能把企业主攻方向定在数字上，这没有意义。现在1000亿的企业都有了，你100亿有什么意义？”
愿景清晰，意义在先，这是方太的风格。
“老老实实”归结起来，有“三不”：不上市、不打价格战、不并购（品牌输出）。至少到现在，这三把经常被国人使用的“厉斧”还未进入方太的战略列表之中。
上市利于规范一个企业的管理，但是，方太一直就相当重视管理。因此，上市对于方太来说，似乎就剩下负面效应，该敬而远之了。
“上市这个过程，就把三分之一精力消耗掉了，而且这不是我喜欢做和擅长做的事情。一旦你做了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我担心我会对这个企业热情降低，这将会成为企业最大的问题。”茅忠群说。
是的，企业如果仅仅存为一种财务契约关系的主体，成为一个没有人的热情的赚钱机器，那么，这必定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
“有意义的事情”，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高悬在上，时刻警醒那些诱惑的入侵。
其次，即便是战略投资者，其财务投资的本质无法支撑起方太的宏大战略和长远规划，“我们现在的战略不是急功近利。对方太二十年、十年的规划，他们脑子里是没有的。”茅忠群不想别人对方太指手画脚，更不想因为上市而被股价“绑票”。
茅忠群不过才四十岁。老一辈企业家们，在这个年龄或许才刚开始，甚至还没有开始自己的创业之路。从1996年以来，他就是方太实际的掌舵者了。他的青春年华全都播种在方太里了。
至于价格战，说方太对此深恶痛绝也不为过。有一次，价格战打到董事长茅理翔都有些坐不住了，但是，小茅硬是铁石心肠地把那些望眼欲穿的销售经理们的要求给回绝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方太有些另类，有些不食人间烟火，很清高，但是，它绝不迂腐，它有许多深知而不作为。
有为：中西结合
方太近几年很受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方太的孔子堂。
茅忠群坦言，方太在前十年一直学西方管理，或者说在学美国式管理，在近几年转而向国学和东方文化寻找灵感。“如果中国企业纯粹学西方管理，肯定不可能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
在方太看来，他们虽然不算大，但是在管理上却可圈点。譬如说，方太在获得2006年浙江省质量奖和宁波市长质量奖，其得分不仅是史上最高的，而且比第二名超出许多。
“我们在西方管理体系上还是很扎实的，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再提升，光是学西方是没有空间了，所以我们觉得还是需要从中国产生文化中吸取一些东西。”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前几年异常火爆的“老板国学班”和国学热潮。那些打着飞的到北京来上课的老板中，“文科不好”的茅忠群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学者众，行者寡。
国学教育，对企业家和管理者的修身养性提供了丰裕的给养，从而能衍生到企业战略层面和企业理念层面，但是真正要把国学体现到企业日常管理却鲜有其人、少有其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教授者要么懂国学不懂管理，要么懂管理不懂国学。
国学热也催生了许多不正常的情绪，“体用”的老调再起风声，去现代管理主张颇有听众；其次，那些把封建文化中的痼疾，如权谋，如听声断音，听言猜义，这些古代官僚体制中的生存哲学，帝王之术（有人云，“帝王思想是现代企业家的精神母乳”），皆成为文明古国之精粹，大行于市。曾仕强是这等主张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茅忠群相信，曾教授的方向错了。此外，也有不少企业宣传自己在管理模式上已经实现了创新，并注入了东方元素，但是实际上，他们只是对西方管理模式的术语换上了“东方元素”。这当然是一种自欺欺人，夜郎自大与肤浅的炒作。
方太愿意实践，喜欢尝试。“思想层面已经很丰富了，关键是缺怎么用。”方太希望能让国学，让大放光芒的思想为我所用，而不是仅成为一种谈资。
一方面是理想驱使，是方太发展到此时此景，寻求新的突破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是茅忠群的个人性格和爱好使然，他喜欢企业管理—无论他是否已经有创造一种管理模式，如TPS这样的梦想，就像他曾经喜欢物理数学一样。有一种观点认为，儒家文化乃是君子文化，即教人，尤其是社会精英，成君子，勿小人。但滚滚历史长河中，熟读儒家经典者何其多，但是真君子又何其少？
“现在问题是中国人都不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管用。”茅忠群兴奋地反驳道。方太的儒家管理试验已经小有成就。
方太将员工的错误分为ABC三类，严重程度依次减弱，C最弱，譬如迟到早退就属于C类。以前，方太的做法是，迟到罚款20元。学了儒家思想之后，就对该制度做了创新。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理，有耻以格。”美国式管理以政令刑法，也即法家思想，来管理企业。按儒家的思路是，要让被管理者树立羞耻之心。且，儒家有言“不教而杀谓之虐”，所以特别注重“有教”。
因此，方太取消了迟到罚款20元的规定。“如果犯了这个错误，我们要求主管找你谈一次话，谈话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你内心的羞耻感。因为任何人都怕因为这样的事情见主管。这样，我们今年整个上半年取消罚款以后，C类错误的违反率比去年上半年下降50％以上。”在茅忠群看来，美国式管理中的20元钱让人忘掉羞耻之心，因为“20元就像埋单了，我一点都不脸红”。
这样的“成绩”让茅忠群很振奋，当然，他也知道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会组建专门的队伍，带领方太逐步修正制度，用“五常”这把剃刀，剃掉与“仁义礼智信”不和谐的制度主义，为制度中注入东方的“魂魄”。
除了在全公司范围内宣讲儒家文化，方太还要根据“仁义礼智信”的精神建立起以仁义为本的制度体系。至于何者为仁、何者为义，则需要通过协商讨论，这协商者包括高管，中层经理，也包括职工代表。
“这就需要一个团队一直思考这些问题，最终达到儒家思想讲的中庸，即平衡点。”这个平衡点颇类似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有效—除非损害他人的利益，否则你不能变得更好。
必须强调的是，方太选择了儒家学说，但不是独尊儒术。在方太的“理想国”里，“最终要体现在企业的竞争力上”。做这样的“实验”，就和它选择学习日本企业管理（如品管圈）并无差异。
尽管不言，但是，真的有理由相信这种可能性：茅忠群领导的方太会在未来创造值得仿效的“方太管理模式”：这里没有体用之争，只有在集百家之贤的基础上，为实现其“有意义的事情”所做出的创新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