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容易的或者熟悉的办法不仅没有效果,它还会带来上瘾的危险。比如,酗酒可能从简单的交际性喝酒开始作为消除自尊心缺乏,或工作压力等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渐渐地,这个疗法变得比原来的疾病还要糟糕,它使人感到自尊心比原来更渺小,工作压力也更大了,同时还带来了其他各种问题。
使用非系统性的解决方法,会带来长期的、更具潜在危害性的后果,那就是对该方法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这就是为什么欠考虑的政府介入措施不仅是无效的,它们还是有毒瘾的,也就是说,会引起更大的依赖性,从而削弱当地人民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短期改善引起长期依赖的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在系统思考中有了专门的名称,叫做转移负担给介入者(Shifting the burden)。介入者可能是给城市、食品救济部门或社会福利计划提供资助的联邦政府机构。所有这些都在 帮助受援系统,只不过使后者比以前更虚弱,需要更多的救助。
如自然资源专家兼作家唐妮·米道斯(Donella Meadows)所说,要找出一些转移负担给介入者的例子,会是件容易而又有乐趣,而且有时很恐怖的事,但例子绝不会仅局限于政府介入者。我们把应用算数知识做简单数学题的负担,转移到对计算器的依赖。我们拆散了大家庭,把照顾老人的负担转移到疗养院。在城市里,我们把负担从多样性的地方社区,转移到住房项目。冷战把维持和平的责任,从谈判转移到军备竞赛,从而强化了军事及其相关产业。在工商界,我们把负担转移给咨询师或其他帮手,使公司依赖他们,而不是培养公司内部的经理人去自己解决问题。介入者的影响力会逐渐得到强化包括吃进的药品对病人身体的影响,还包括国防预算对经济、对外援机构的规模和范畴,以及对各类组织的 救助机构 经费的影响力。
如米道斯所说,转移负担的模式对长期解决方案的启示是,它必须加强系统担负自己的负担的能力。有时这很难,有时又会意外地简单。把人事问题的负担转移给人际关系专业人士去处理的经理人,可能觉得要重新承担这个负担会很艰难,而一旦收回了负担,他会发现,学习如何处理人事关系,主要就是个时间和实践承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