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7-16 来源：销售与市场 文：王俊强
CEO，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薪酬发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奇缺程度，而非个人的真实价值。CEO不论年薪是百万还是1元，都不能从个人名誉角度出发，而应该是在企业陷入危难之际，肩负起自身的职责，保护员工免受经济寒风的侵袭。
在西方，拯救克莱斯勒的艾科卡、重振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缔造了“一元CEO”的“商业传奇”。在中国，以三一重工的梁稳根和中国平安的马明哲为代表，演绎了一场“一元CEO”甚至“零元CEO”的“中国传奇”，而令人不解的是，这种震荡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对高管降薪风暴的质疑和争议。同样是“一元 CEO”，为何社会反响差别如此之大？
纷争四起的一元CEO热潮
追述中国“一元 CEO”（或“零元CEO”）的典型案例，首推中国平安的马明哲和三一重工的梁稳根。2008年，对于马明哲来说，无疑是饱尝“高薪门”之苦的一年。从中国平安披露的2007年年报来看，6616.1万元的年薪的确让公众深感震惊，马明哲也由此走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大出风头”之后，2009年，马明哲做出了一个让大众更加匪夷所思的决定——2008年将领取“零元年薪”。同时，为表达高层应对金融危机的高调姿态，三一重工对外宣布，公司董事长梁稳根2009年自愿领取“1元年薪”；董事唐修国、向文波、易小刚自愿降薪90%。三一重工高管降薪幅度之大、所涉高管人数之多，在业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CEO 自降年薪至一元，有的是迫于外界的强大舆论压力，以摆脱“高薪门”的苦恼；有的是为了在企业内树立渡过经济危机的决心和信心。当然，来自投资人的压力也是不容忽视的。2008年10月，在阿里巴巴上市近一年之际，其股价跌破4元大关，众多阿里巴巴的持股人如坐针毡，有投资人建议“阿里巴巴CEO卫哲应自降年薪至一元”。
在实施“一元CEO”的企业看来，CEO领头降薪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三一重工媒体负责人表示，董事长梁稳根放弃2009年年薪，目的是为了增强企业的信心，不是在作秀，是为了“让员工认清目前的经济形势，增强危机感与使命感”。当然，董事会之所以降低 CEO的固定现金收入，其出发点还是激励其更加努力地工作。2006年，雅虎公司董事会决定，将首席执行官塞梅尔的薪酬从60万美元降低为1美元，其目的就是为了激励塞梅尔努力提高公司业绩。
由于视角和立场的不同，媒体和大众的心声似乎与企业的原始出发点大相径庭。在媒体看来，对于 “一元CEO”来说，“作秀”的成分远远超过“做事”的成分。有评论称，尽管CEO降薪的口号可谓信誓旦旦，但降薪的收效可谓微乎其微，“90%成一纸空谈”。除了抨击高管降薪是雷声大、雨点小的作秀之外，有媒体认为“一元CEO”也是某些高管（尤其是金融企业的高官）的无奈之举。
在欧美，社会舆论认为，金融危机是“金融企业特别是高管贪得无厌追求过高年薪和利益”的结果。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政府、欧盟国家政府均提出了限制企业高管高薪的举措。企业高管之所以“自愿”领取零年薪和一元年薪，正是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从国内大众的评论来看，领取超高年薪的企业高管一直遭受铺天盖地的非议和谴责。与马明哲的6600万年薪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平安巨额融资问题、股市暴跌、广大股民怨声载道等不和谐音符。
作为高管年薪的监管部门，政府的立场和观点也是不容忽视的。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宣布，凡是接受政府救市资金的银行或者其他华尔街金融机构，其高管年薪不能超过50 万美元。在中国版“限薪令”中，对金融企业高管的薪酬也做出了限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280万人民币，且该薪酬为税前收入，要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不论企业推出“一元CEO”的动机何在，至少是对政府政策的积极响应，其态度值得肯定。客观地说，美国汽车三巨头CEO宣称今后只领“一元年薪”的承诺，对于美国国会拨付救助资金而言，还是有其推动作用的。不管是出于自身的“觉悟”，还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一元CEO”的出现尽管没有赢得预期的掌声，但至少免于了政府的追查，减轻了企业的当期财务压力，赢得了内部员工的支持，纵然被社会称为“作秀”也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