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战略管理研究不断融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经过40多年的积累，已形成比较宽阔的理论基础。本文概要地介绍战略管理的理论，着重分析战略管理的三种研究方法。
一、早期的案例研究及其缺陷
回顾美国的战略管理理论，有影响的早期研究首推Chandler、Andrews和Ansoff等人。Chandler认为结构服从于战略，而Andrews和Ansoff主要关注对企业成功起关键作用的“最优经验”，强调企业内部的优势和劣势，重点研究企业内部的增长引擎，认为企业的持续成功主要取决于内部独特的竞争资源。
这些早期的美国学者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以案例分析为主的规范性研究或说明性研究。在《战略与结构》一书中，Chandler调查美国四个大企业（杜邦、通用电气、新泽西标准石化、西尔斯）采取或拒绝多部门结构的行为及其原因，这些企业的大部分信息源自公开信息、企业内部记录和访谈等。 Chandler不同于Andrews、Ansoff，他的说明性和规范性研究较少，但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可被视为多种案例的比较研究。
虽然案例研究有助于深入揭示企业内部的战略问题，但它缺乏理论概括，因而研究结论的应用有一定的局限，不能为战略管理的继续发展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研究工作也未被其他学科所接受。战略管理研究的发展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也需要用经验研究发展一般性理论。由于经济学理论的合适性和必要性，一些美国学者转向经济学理论，从可验证的假设出发，研究战略管理现象，并不断发展新的理论。
二、基于产业组织经济学的经验研究及其局限
随着美国战略管理研究的不断发展，产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IO）经济学的理论，尤其是Michael Porter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体系及战略集团的概念，为战略管理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结构-行为-绩效”范式认为，结构决定行为，行为又决定绩效，因此可以省略行为变量，用产业结构解释绩效，据此，Porter提出著名的“五力模型”。一些美国学者则提出战略集团理论，认为企业可被分为采用类似战略的集团，不同集团则采取不同的战略。此外，IO经济学家为战略管理理论贡献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简称TCE）和代理理论。TCE的研究有助于企业边界、多部门结构（M型企业）、垂直一体化和战略联盟等方面的研究；代理理论认为企业是契约的组合，有助于企业治理结构方面的研究。TCE和代理理论都被用来分析合并与兼并、剥离、企业收缩、绿票讹诈（绿票讹诈，指购进某公司大量股票，形成吞并之势，然后以更高价将股票回卖给该公司从中牟利的行为）及杠杆收购等问题。
基于IO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美国学者呼吁，战略管理的理论发展需要超越归纳法，开展更多的演绎研究，用经验研究揭示变量关系，用专门收集的可信数据，做出可检验的回答。由于受IO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影响，战略管理的实证研究方法迅速传播，战略管理逐渐成为更科学、以经验研究为导向的研究学科。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证经济学对美国的战略管理理论和方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实证研究、经验研究取得主导地位。美国的研究人员更多地解释和预测而不是描述战略现象，因此战略管理变得更科学。Porter认为，基于企业和产业的统计数据，IO经济学利用实证经济的统计分析框架，为战略管理理论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范例。研究人员使用大规模调查或档案文件，建立数据库，如PIMS和COMPUSTAT，使得战略管理学者们能够方便地得到大量标准的企业数据。尽管此时大多数研究样本数量不超出100个，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数据库规模日益扩大，先进的统计数据与统计软件、计算机相结合，使得大规模数据库的运用成为可能，一些早期倡导者引入多元统计，定量研究方法的复杂程度不断增加，提升战略管理研究的精确性，代表性的方法有座谈小组数据分析法、时间序列数据的因果模型、回归分析等。可见研究人员有能力、也有意愿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
基于IO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局限。有研究发现，行业因素对企业绩效有明显的影响，但也有研究表明，同行业企业间的差异比变量更能解释企业绩效的差异。此外，“结构-行为-绩效”范式基本上采用静态分析方法，难以把握战略的动态性。行业竞争是一个由创新驱动的动态过程，行业结构随创新活动不断改变，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创新不断加速，连续性结构变革成为常规，若静态分析竞争结构，其全面性和准确性势必受到限制。对于战略集团研究，Barney和Hoskisson指出，一个行业的战略集团是否存在，依赖研究人员对战略集团存在的假定，事实上，由此产生的分类可能只是在聚类分析程序基础上的人造制品，战略集团缺乏理论支持。
TCE或者代理理论的研究也遇到无法实际观察的问题，向经验研究提出挑战。研究人员显然无法观察计量一些关键变量，如机会主义和收益分散程度，不得不依靠“更具推理性的理论和治理机制的间接研究”，如对所有者机构和管理者报酬研究，诸如此类的研究方法的问题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此间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复杂的研究方法，使得结构方程模型的运用日益普遍，大容量数据库的建立也有助于研究人员提高研究方法的综合程度。
三、资源基础的案例研究及其面对的挑战
基于IO经济学的理论促进了对战略管理的理解，但仍存在许多疑问。部分美国学者认为，企业的独立性造就了该企业的竞争优势，应重新强调企业的独特资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更多美国学者重点研究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寻找企业资源与竞争优势提升之间的联系，不断发展和解释资源基础论（Resource-Based View，以下简称RBV）。Wernerfelt指出，以资源评估企业，将产生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知识。资源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主流的分析框架，企业战略领导论、战略决策论及知识基础论都基于这一理论。
RBV强调企业资源和能力的独特性。稀缺的、无法模仿的有价资源在本质上是无形的，且难以测量，因而在经验测试面临巨大挑战，RBV研究人员用替代标准衡量无形资源，Kochhal和Bierman用人力资本代替雇员的技术和能力，Miller和Shamsie用对复杂的、技术性强的电影设备的先期投资，作为对一系列以知识为基础的整合资源的替代。根据定义，独特资源是难以察觉的，我们不可能评定一种难以察觉资源的难以察觉程度，因此，资源的难以察觉对RBV研究人员在测量方面构成真正的挑战。
从根本上说，替代也不是有效的方法。为此，Henderson和Cockburn在1994年采用问卷、定性访谈和多重信息渠道等方法，增强对组织竞争力测量的有效性、可信性。Stuart和Pododyny研究企业的技术能力的演进，在1996年提出网络分析方法，量化企业技术地位的演进，这一方法允许研究人员运用图示和定量方法评定企业的搜寻行为。运用事件研究，分析管理者战略决策对多种问题的影响，McWilliams 和 Siegel认为，这种研究方法需与反映股票市场评价的理论相结合。
RBV研究采用的方法不是大规模数据资料收集，而是案例研究。案例研究对RBV研究之所以适用，因为它能就企业的独特性提供更多信息。许多学者采用更复杂的案例研究方法，包括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的详细案例研究、档案和访谈数据的收集、深度案例研究等。
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理论为战略研究提供重要的新观点，但对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战略的经验研究特别困难，检验理论的经验研究仍然有限。RBV的研究人员试图量化以基础的组织的性质和效果，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思路。
四、一种权变的观点及借鉴
笔者以为，研究方法服从和服务于理论研究，针对不同的研究问题，战略研究人员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同时，研究人员所面对的问题复杂多样，所使用的方法反映类似程度的复杂性。美国学者们已见证多种研究工具的使用，如事件研究、事件历史分析、结构平衡模型、多维测量、座谈小组资料分析、数据分格、认识绘图、政策捕捉等，研究人员正使用更新的方法，如网络分析、异质扩散模型、样本选择模型等。
定量方法或定性方法的选择一直是人们争论的话题。笔者认为，基于定量研究的方法有明显优势，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工具对所有研究问题都适用，一些研究人员试图用近似测量方法和大样本数据检验RBV的论点，RBV研究最新进展还是对定量方法的使用提出新的挑战。但由于重要企业资源的无形性，研究人员使用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的详细案例研究、案例纵向研究、局外人样本和案例测量等方法检验RBV的假设。
我国学者在战略管理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一定的进展。例如，康荣平和柯银斌以市场范围为纵轴，以时间长度为横轴，提出一个包含核心能力在内的企业战略矩阵，定义出三个基本区位：1.核心能力；2.亚核心能力；3.基本能力。借助这个矩阵，分析了长虹和海尔集团的成长路径。他们认为，后发企业的首要战略目标是获得亚核心能力，在此基础上才能发展核心能力，笔者认为，该研究是典型的案例研究。魏后凯运用“结构-行为-绩效”范式，以中国制造业为案例，采用521个四位数代码行业近60个企业的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的集中状况、形成原因及经济绩效进行实例分析，揭示市场竞争、政府干预和中国制造业集中过程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在产业组织理论的中国化和建立中国的产业组织理论上取得了有创见性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