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赛富投资基金离开后，王求乐随即创建了名川资本，在北京东四十条的一座办公楼里，开始了自己新的征程。“我们这个楼很‘屌丝’，完全是个创业的环境，”他笑言。他告诉记者，名川资本身上的赛富烙印依然清晰，但与此同时，他也选择了一条不完全相同的道路。
正如查理·芒格强调“边际”，身为芒格的追崇者，王求乐也深知其边际所在。出身IT技术男的王求乐把目光锁定在偏早期的新计算领域。“对于新基金而言，规模比较小，投早期相对合适，技术领域也是我们团队擅长的。另一方面，VC也有早期化的趋势。”
1.从技术男到投资人
一直以来，王求乐都用“one of the best”来要求自己。对于自身，他的评价是，富含好奇心、喜欢尝鲜，且永不停歇。
在做投资之前，王求乐还是个“技术男”。大学自动化专业的他，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一家南京的国企，第二年跳槽进入中外合资的爱立信，一直从事着工程师的工作。在2003年获得爱立信最佳员工后，脱产进入香港中文大学进修MBA。
这也成为了他开启商界大门的钥匙。毕业以后，他回到爱立信。2006年毛遂自荐，进入联想控股。彼时，联想控股下已包含联想集团、神州数码、君联资本、弘毅投资和融科智地等多个成员企业。
“那个时候，联想控股人很少，所以无论是募资、投资，还是其他杂七杂八的工作，我都有参与。”王求乐回忆道，在这个当年国内顶尖企业的最中枢，他还有一项主要的任务，即监管联想控股下属的风险投资公司君联资本(那时还叫“联想投资”)。
对于王求乐而言，这段经历让他对投资有了最初的理解。“在监管君联资本，上传下达指令的同时，也在观察他们是如何做投资的。这对我后来挑选标的、判断团队、投后管理及为人处世等，有着不少启发。”
也正是在联想控股，王求乐抓住了进入赛富投资基金的契机。王求乐告诉记者，彼时恰逢一桩与赛富及IDG财团的交易谈判，尽管资历尚浅，但他的英语和专业功底让他成为卖方的谈判和交易负责人，据理力争的他赢得赛富的尊重与欣赏。
“当时赛富第三期基金刚刚成立，一下子变成十几亿美元的规模，团队需要扩张。他们也希望能够吸纳一些技术、实业、管理等具有差异化能力的人。”王求乐回忆道，而他的技术专业背景恰好成为了“敲门砖”。
2.自立门户 赛富烙印犹在
如今回顾这几段跳槽经历，在王求乐看来，每个选择都是关键且正确的。2008年，35岁的王求乐进入了赛富投资基金。回忆起当时作为投资新兵的时光，他笑言，不少上级领导年龄都比他小，“因此心态一定要放好，毕竟术业有专攻，闻道有先后。”
“而我的优势是在于阅历会更加丰富。”在王求乐看来，投资必须要有基础知识的积累，比如公司的盈利状况、行业地位、客户、上下游等各方面的判断能力，这部分是黑白分明的。但在这之上，更需要依靠综合的素养和实力。
因此在补齐了专业基础这一“短板”之后，王求乐优势得到发挥，一路扶摇直上，在投资了众多明星项目之后，一步步坐到了合伙人的位置。王求乐告诉记者，赛富对他的影响无疑是深刻的。“首先，当然是奠定了我的专业能力；其次，扩大了视野，并接触到了足够多的人脉和资源；其三，随着能力增长，自信心也显著提升，对项目判断更加有把握。”
随着资历的增长，王求乐也在思考未来的更大发展。2016年，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他下定决心选择了自立门户，专注于更早期阶段的投资。“这个决定不能算艰难，但是很慎重。赛富是大品牌，老大栽培我很多年，他是业内的开山鼻祖，也是我的恩师和领路人。”王求乐口中的“老大”，即是赛富投资基金首席合伙人阎焱。
近年来，国内创投行业正经历裂变，不少老牌基金高管先后出走。不同于多数会采取激烈的方式，王求乐的离开相对缓和。“老大很支持和理解我，我们的第一支基金并没有大范围募资，多数LP都是老关系老朋友。”
尽管名川资本第一期基金仅2亿人民币管理规模，但LP名录却显得星光熠熠，除了胡海泉及海泉基金、阿里的一位大佬、中证金葵花基金等，还有一位熟悉的身影——阎焱。
“名川资本身上赛富的标签，依然是很明显的。赛富训练了我八年，烙印很深。事实上，不仅是LP，有两个投资的项目我们都有合作。我们是赛富成员企业，未来的合作还会继续保持下去。”王求乐说道。
相较于赛富投资基金，名川资本投资阶段相对靠前。“在早期阶段，我们会争取领投。我们对老牌劲旅的价值，就像战争中有各式各样的兵种，我们名川是大机构的侦察兵，侦察兵的作用就是大机构不必过早地投入重兵。”王求乐打了个比方。他说，名川资本愿意充当“侦察兵”的角色，与价值观、方法论趋近的机构一起协同“作战”。
3.找准“边际” 顺应VC趋势
短短一年时间，王求乐带领着他的名川资本已经完成了诸葛找房、融之家、金峰物联、氢元数据、普迈德等七八个项目的投资，另有多个项目正在决策中。“从方向来看，我们聚焦于新计算领域，更准确的说，是数据驱动在各个行业上的应用，如住、行、健康、金融、教育、物流等，阶段则倾向于A轮前后。”
在接受中国网财经记者采访中，王求乐多次提到查理·芒格。在众多投资家中，他是王求乐尤其推崇的。正如查理·芒格强调“边际”，王求乐也将其应用于自己的投资方法论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际，比如打仗时，有多少杆枪，枪法如何，有几发子弹，都应该做到心中有数。”
对于王求乐而言，早期积累的技术功底对于其投资新计算项目的帮助是巨大的。而之所以选择偏早期阶段的企业，王求乐则告诉记者，一方面这是自己所擅长的，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新基金规模较小的考虑，“早期项目竞争反而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激烈，因为各个结构的判断都是见仁见智的。”
“另外，当下VC有圈子化的趋势。很多项目融资速度都很快，不少VC都有熟悉和合作密切的圈子，在具体的项目上分享信息，投资操作上是同轮合投或前后轮追投，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作为这种相互‘抱团’所带来的效应，优质的项目往往在早期在圈子内部就被消化了。而我们知道，好项目如果不在早期就进入，之后要投资就需花费巨大代价。”
王求乐告诉记者，投资机构“抱团”现象日益凸显，“幸运的是，我们的背景几乎可以说是衔着金钥匙生下来的，所以名川资本一开始就有自己的圈子，并且持续扩大范围。和更多的伙伴基金合作，这将是我们未来的生态特征之一。”
除了了解边际所在，查理·芒格的“逆向思考”理论也时刻影响着王求乐。“在做投资决策阶段，我会考虑相应决策带来的不同后果。要问自己，如果我把决定反转过来，那么会有什么影响？如果决定不投一个项目，往往就是因为承担不起这个项目失败可能带来的损失；反之，如果决定投资，那就是风险与回报关系很有吸引力。”
在王求乐看来，投资虽然需要有感性的判断，但终归是一件很严谨的事情。他告诉记者，他不会去追所谓“风口”，但是会去关注“热点”，“这个两个词的语境是不同的，”他说，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身处其中必须要了解趋势，但不可靠所谓风口去“吃饭”。
回顾这一年，王求乐给自己打了一个不错的分数。“一年时间，我们名川资本成立了第一支基金，初步让品牌小有影响，锻炼了队伍，很好地验证了我们的投资策略。”而对于未来，他也颇有信心，“我们还很稚嫩，等我们发展到一定规模，不排除去拓展更多领域。希望在三五年后，投资的明星项目能够显现，我们能够成为数据和技术驱动领域具有领导力的早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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