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教育机关大力提倡素质教育。许多来纽约访问的教育界的朋友对美国的学校在思想教育这一块是怎么做的很有兴趣。美国教育界内外，对思想教育的理解和做法，与中国有很大差别。我在下面随意谈一谈，供各位朋友参考。 首先，美国的思想教育不与政治意识形态挂钩。法律明确规定政教分离。由于公立学校代表政府，学校不可以进行任何宗教活动。因此，美国的学校历来没有实行过自上而下有组织有计划的思想教育。近十年来，随着美国教育改革的深入，不少教育工作者和热心教育的社会人士开始重视品德教育。美国国会于１９９４年通过了一项修正案“改善美国学校法案”（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ｃｔ，ＰＬ １０３－３８２）。按照该法案，教育部每年可以给十个州发放经费推动品德教育。例如，加州１９９５年得到１００万美元为期四年的资助，纽约州１９９８年得到２０万美元。申请人和获得经费的有地方学区，也有私人和非营利机构。但是由于美国宪法规定教育是地方事务，教育部没有明确指令规划如何实施品德教育，只是从侧面鼓励和协助。就是州教育厅和地方学区，也并不采用行政方式推行品德教育。 美国人，以开国元勋之一杰弗逊总统为代表，特别崇尚思想自由，反对思想控制。“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这个人文观念深植于美国教育哲学的核心。罗素在《社会改造原理》中说：“教育应该培养追求真理的愿望，而不是相信某种特殊的信条就是真理。”他在《真与爱》中又说：“民×国家的教育结构中最重要的教育内容之一就是培养鉴别论点的能力，以及确立准备能看清哪一方更为有理就接受哪一方之意见的不偏不倚思想。” 从而，美国的品德教育就包含了思想自由和学会尊重两个层面。因此美国的学校不存在灌输式的“思想教育”。美国的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相信即使是幼童，也天生具有分辨美丑、是非和真伪的能力。品德教育决不是仅限于课堂内，倒是校园环境，孩子的生活环境，孩子周围的人对孩子的潜移默化远远超过课本里进行的正规教育。在探讨中国素质教育的时候，如果我们将视野从校内扩大到校外，剖析一些社会现象，也许能够更深刻地认识素质教育的社会意义，容易切中本源。增加一些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才艺并不是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 美国的学校出于自由平等的原则，在学生中不设班干部，杜绝了在学生中划分等级滋生权力思想。如果发生了什么冲突矛盾，老师鼓励学生从小学会有话放到桌面上来讲，在机会平等的情况下心平气和地进行辩论。老师和学生都厌恶打小报告和告密的行为。在背后捣鬼的人没有人相信，不仅没有市场，而且为大家所不齿。 美国的学校里没有师道尊严这一说。老师决不打击压制学生，从不讽刺挖苦使用侮辱性语言。即使对幼儿园小朋友也用平等商量的口气。对于犯小纪律的学生，老师一般都低调处理，擅长使用选择性问话，比如：“你是乐意马上停止和你的邻座讲小话，还是坐到窗边单独的课桌上去？”这种做法在纠正学生错误的同时，把如何改正错误的自主权交还给学生。因此避免了使学生处于变动接受老师训斥的低下地位。老师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爱护学生自尊心，相信学生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时时不忘给学生保留选择的余地，鼓励学生表达个人愿望，协助学生做他们喜爱做的事，这就是美国的学校培养学生自发主创精神的土壤，也是学生今后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都能发挥其自发主创精神的源泉。 中国师道尊严的理论给了老师唯上和霸道的特权，老师对上级唯唯诺诺和对学生專制霸道对学生的品德教育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我有一位同学在上海一所大学里任教。她的女儿在课堂上讲小话被老师罚写检讨。写了一份交上去，老师说不够深刻，不能过关，得重写。女儿写不出来，求妈妈帮忙。我的同学十分困惑，对于如何将讲小话上纲上线深入批判，如何才能让老师满意颇费思量。我开玩笑说：“你把教育博士和名大学教授的牌子亮一亮，老师就不会再难为你的女儿了。”同学说：“万万不可，家长是没有用的，老师讽刺家长更厉害。” 孩子就像弱苗，他们的自尊心和独立人格经不起学校这个庞然大物的压迫和摧残。要求学生事事服从上级意志，做“革命的螺丝钉”，必然挫伤孩子的自尊心，摧残学生自由思想的能力。而自信和自由思想恰恰是发挥原创精神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品质。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苛政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奴性构成了中国酱缸文化的主要成分。今天，仍然有一些知识分子用良知和思想自由换取功名，以教授和文化人的姿态既媚上又媚俗，名利双收。这种社会存在给品德教育投下浓重的阴影。 但是，崇尚思想自由的出发点是爱真理，目的是追求知识，决不是为了培养一个自负自大、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物。崇尚自由必须包括尊重他人的自由，因此学会尊重与崇尚自由一样重要。有一句话：“我的自由到你的鼻尖为止”，很形象地说明了自由与尊重的关系。互相尊重是人际社会相处的重要原则。一个文明人首先要确立平等的观念，不受地位、权力、金钱、出身、知识、种族等等的影响，尊重生命，尊重信誉，尊重公德。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專制社会，在專制等级社会里，生命的价值因社会地位高低而不同。今天，在民×社会里，绝大多数人都认同每个个人的生命价值应该是平等的，从而延伸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据报道，中国有些商人造假酒假药，发生毒死人的事故。把人命当儿戏当然是不尊重他人的生命的问题。不尊重他人的生命是一种罪恶。这种罪恶泛滥到今天这个地步，毛澤東和他的亲密战友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５８年一场违反科学的大跃进造成６０年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老百姓。可是，毛澤東不但不需要对几千万条无辜的生命负责，６６年，他还可以继续发动“文化大×命”。为了做一个毫无意义的“反修”试验，再次把整个大陆上的中国人推入地狱，不知道多少人在精神污辱和肉体折磨的双重迫害下命归黄泉，毛澤東却为他残暴的程度远远超过秦始皇而得意。昨天，毛澤東可以将千百万条生命作牺牲品，而且不受谴责，今天，商人就敢谋财害命。 纳粹德国在二战中杀死六百万犹太人。战后，德国政府不知道做过多少公开道歉，每年付给受过迫害的犹太人经济赔偿。在美国，１９４９－５４年有个“麦卡锡时代”，许多无辜的人受到迫害。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的教科书中仍然把这个“红色恐惧时代称为美国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让后代了解美国曾经犯过的错误，教育后代不要重蹈覆辙。一个不忘记检讨自己过失的民族是一个勇敢的民族，充满自信的民族。我们如果不认真追究”×革“置数百万人于死亡的根源，就不能甩脱这一沉重的道德包袱，重建民族自信。 美国人特别看重个人信誉，从个人信誉又延伸到商业信誉。比如美国的大学在录取学生的时候，美国的公司在聘用员工的时候，都非常看重教师、教授给学生写的推荐信。因为大学相信教师教授的眼光，同时也相信知识分子洁身自好，不肯败坏自己的清誉，不会无中生有故意替学生吹嘘。一个教授如果信写得果真确实离谱，他的个人信誉必然大打折扣，他在学术圈内和社会上都将难于立足。 商业信誉更是一家公司的生命线。名牌产品和大百货公司都认真执行允许退货和售后服务。今年９月，福特汽车公司遇到整个一批“火石”牌轮胎的质量问题。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质量事故之一。福特公司决定召回所有有问题的轮胎，赔到破产也得赔。汽车公司因此背上巨额债务，但是保住了信誉。尊重自己的信誉，尊重客户的利益，才是商业成功的长久之道。美国有很健全的商业法律制度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但是法不罚众光靠法律制约是不行的。每个商人的个人品德更重要。 美国教授的个人信誉，公司的商业信誉主要是靠个人品德维系的。个人品德的培养需要有文化遗产道德信仰作为基石，代代相传。如果家庭和社会中的成年人做事以诚为信则内心踏实平安，做了亏心事会有抱愧感和畏惧感，那么儿童的品德教育就有轨可循有据可依，不大会发生信仰危机的问题。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道德信仰应该持续和稳定的。可是中国半个世纪以来，道德信仰的基石以革命的名义打得粉碎，文化传统断层的情况到了危急的关头。而最可怕的就是失去尊重，失去对他人的尊重，也失去对自己人格的尊重。而没有人格，是道德败坏最可怕的根源。中国近年来假货成灾，伪劣产品成灾，甚至假文凭假学位成灾。造假一方面是糟蹋自己的人格，否定自己的信誉，另一方面是对他人辛勤劳动换来的成果的践踏和侵害。还有一句话更可怕，叫做“宰熟”。过去强盗小偷都讲究“兔子不吃窝边草”，多少有点顾忌面子的意思。现在时兴坑熟人，骗朋友。“宰熟”固然比宰陌生人容易，可是这么一做连最后一点人格尊严也荡然无存了。一个社会全方位失去信誉，令人触目惊心。 近十几年来，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出现了许多大款。有钱是否就能得到敬重呢？我常常听到发财的个体户、公私企业老板和政府官员在酒宴上、在娱乐场所一掷千金的故事，也常常听到影视明星置华厦买香车百万金不足惜的报道。可是，很少听到有哪位大款资助教育科研结构，或者向大中小学慷慨捐赠的消息。反过来，许多并不富裕的家长节衣缩食，甚至四处借贷也要给学校付出高昂的“赞助费”。我在大陆的许多朋友都是知识分子。有人说：“知识分子代表一个民族的良心。”如果这句话有点道理，他们对暴发户的看法值得听一听：大款当然有钱，我们工薪階級是没法比的。但是，他们文化程度不高，生活习惯差，文明程度低。事实上，许多“大富翁”不但没有得到大众的敬重，有的甚至遭人鄙弃 美国历史上的大富翁有回馈社会的传统。比如洛克菲勒家族，经过三代人的经营富可敌国。耐尔森。洛克菲勒曾出任纽约州长和美国副总统。联合国的地皮是他们捐赠的，纽约州立大学所属的许多校园都是他们出资建造的。耐尔森死后，把宅第和庄园全捐给了国家。我去参观洛克菲勒山庄的时候，看到主楼的二、三层还有他的后人居住，据介绍，这些后人是按月付房租的。美国的新贵比尔。盖茨，２０００年一年里给各种国际慈善活动捐出１４亿４千万美元。华裔美国人王嘉廉做电脑非常成功，他给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一次捐款一千万美元，是美国历史上捐给公立大学最大的一笔款项。 维护自己的尊严要凭自制自律持重审慎。９６年春，我和妻子女儿在巴黎小住，有一天我们从里昂车站乘火车去枫丹白露。三个人来回车票大约合美金二百多元。我们发现里昂车站是完全开放式的，进出车站月台没有检票口，没有检票员。在火车上列车员只是礼貌地报站名，提醒乘客到站下车，但是不检查乘客的车票。这趟短途旅行给我们全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每次回想起这趟坐火车不必接受查票的经历，我心中都十分感动。乘客的这份尊严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从每一位乘客的自制自律、持重审慎得来的。只要有一小部份乘客不自觉自律，钻空子贪小便宜，法国铁路当局必定得采取措施，查票是理所当然的事。 巴黎地铁的入口通道非常逼仄，还安装两扇一人多高的铁皮门，样子很难看。你把票插进去以后，门会极其快速地开启一次。如果不是身手敏捷，难保被门夹着。我对这样的设计非常气愤，一张车票才合美金一元，地铁当局为什么如此粗鲁待人？后来在巴黎第１８区，看到地铁沿线的铁丝隔离网被剪开许多大洞，许多人从洞里钻进钻出，逃掉一张地铁票。地铁当局之所以修如此逼仄的入口瞬间变得可以理解了。同在法国，由于火车乘客自尊自重，连查票都不必；而不自尊的地铁乘客却迫使地铁当局粗鲁起来。 要赢得他人的尊重要懂得尊重他人。道理很简单，却常常发生误会。我在纽约接待过许多国内来的教育團體。有一次陪同一个代表团在他们下榻的宾馆用餐。一桌人敬酒罚酒大声喧哗旁若无人。这时，有侍者过来请求我们小声点。一位代表听罢火起，更大声地嚷嚷：“怎么？你们看不起中国人啊？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我环顾宴会厅，轻音乐低低地回荡，其他客人的说话声压得低低的柔柔的。我为中国客人无知的激动感到羞愧，为中国客人对尊严的误解感到悲哀。美国人的举止行为，在自己的家和在公共场所有明确的界限。关起门来尽可以自由自在为所欲为。在公共场合首先要想到有没有妨碍他人，包括降低自己说话的音量。这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和本身的教养，与种族歧视毫无关系。用发怒骂人来维护自己的尊严肯定事与愿违。 余秋雨先生《千年一叹》中日记第六九篇“我要鼓掌”是另一个误解尊严的例子。余先生在文中记录了他在伊朗的一个小经历：一群中国传媒人士蔑视当地民族的不同文化传统，违反伊朗法律，引起伊朗人民的反感，变成不受欢迎的人物。余先生特此述文对伊朗人表示愤慨。余先生不顾自己是在人家的国土上旅行的事实，不顾进入人家的国家以后必须遵守人家国家的法律这个简单的道理，反而以“杰出人士”自居颐指气使教训伊朗官员：不发展国家没有尊严。余先生对尊严的理解让我感到深深的惋惜。在２１世纪，等级观念早已落伍了。我认为尊严和地位没有关系，文明是我们能尊重每一个人。可是余先生礼貌不对穷人讲，他的日记流露出很重的精英情结和等级观念。我憎恨等级观念，因为有等级观念的人不但自己心甘情愿地给地位高的人下跪，而且还要求地位低的人给他下跪。 美国政府在国际上耍霸权和惟我独尊是世人皆知的。可是，美国旅游局从来不忘记告诫美国公民，美国法律只到美国国界线为止，出国旅游必须注意服从当地国家的法律，违反当地国家法律惹出乱子，美国政府将爱莫能助。前几年，有一个美国小青年在新加坡破坏人家的汽车被逮。在美国，车子被破坏的事防不胜防，劣迹青年抓不胜抓，你去报案警察往往懒得理。逮到了往往也不了了之。可是按照新加坡法律，这个小青年应该受到４下杖责的惩罚。据说板杖十分厉害，８下就会有生命之虞。这么重的惩罚使得美国舆论哗然，克林顿也只好顺从民意写信给新加坡政府请求宽恕。我佩服新加坡政府就是不买账。据追踪报导，犯事的小青年最后的确接受惩罚，杖责后马上被送进医院治疗。 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和爱护生活环境体现一个人的道德形像。尊重公德要求我们既尊重自己又尊重他人。我在美国念过四所大学，访问过的更多。学校教学楼内外，地板和桌椅一样干净。学生常常坐在走廊的地上等待进下一节课堂。就是坐在楼外的台阶上，或躺在草坪上都不会脏衣服。纽约的中小学，一栋教学楼容纳二三千学生是很普遍的事。学校里的清洁程度和大学也差不多。保持公共卫生，不是靠多花点钱多请几位清洁工能做到的。试想一天中，如果每个学生扔一片纸屑，吐一口痰，会是什么局面？ 我在纽约居住的小区由七栋大楼组成。中心花园里，树木参天绿草如茵，喷泉珠玑四溅，房前屋后鲜花盛开。这个小区的居民中，有做金融和电脑的新锐，也有年过八旬的老人。各户经济条件并不均衡，室内的装修有的豪华有的陈旧。但是，小区楼内外所有的公共场所，如：大理石的大厅和大厅里的沙发家具，走廊的墙壁和地毯，楼梯的扶手，橡木电梯，洗衣房，垃圾间，储藏室和车库，以及会议室和娱乐室，十几年如一日，任何时候都是一尘不染。就是大楼外露天走廊的铁栏杆和铜扶手，也易教网都擦得锃亮。今年在国内，我到好几个新建的豪华小区去看朋友，公寓内部装修得美伦美奂，可是一出房门，凡是公用的地方，卫生状况实在不敢恭维。走廊和电梯明明是崭新的，墙壁已有破损，楼梯扶手没人敢碰，地上痰迹污秽难于下脚，大堆的建筑垃圾露天堆放灰沙漫天。 为什么有人重外轻内，有人却不关心房门一尺以外的地方呢？对这种现象，光用经济条件来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这是公德心的问题。建立公德心，除了宣传教育以外，政府必须赋予居民实在的权力，使居民在管理社区、决定地方政策、选择领导人等方面都有真正的发言权和投票选举权，才能使人民产生公民意识。房门之内是家，社区也是家，不光爱公寓内的家，也爱护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进而产生对社会的责任感，爱国家。 我的办公室里有一位罗马尼亚同事。他是二十年前政治避难到意大利，然后碾转来到美国的，他的父母弟弟仍然住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倒台后，他终于回家去探亲。回美国以后，他告诉我一件深有感触的小事。有一次他和弟弟到德国看朋友，德国朋友开车载他和弟弟外出。他弟弟顺手把一颗烟蒂扔出窗外。德国朋友大吃一惊，马上打紧急灯，在高速公路的入口处倒退行驶，找到地上的烟蒂，拣起来装入车内自备的垃圾袋里，才再继续走。我的同事对德国人凡是顶真，追求尽善尽美的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９８年，我去德国旅行，访问过大小六、七个城市，德国超级清洁的环境，包括室内外，街道城市，火车和其他交通工具，的确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这位罗马尼亚同事解释给我听，齐奥塞斯库家族以及其他高官把国家当作他们的私人财产挥霍无度。老百姓温饱难继半年不知肉味。在罗马尼亚，没有人把国家当作自己的国家，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火气，想要发泄想要破坏，听来令人心寒。專制和暴×完全可以把人民搞得心灰意懒，只把家乡当他乡。中国同样有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尖锐的社会问题，在一个极端是一大批政府官员利用职权终饱私囊，贪污受贿的金额之高像天文数字，另一极端是下岗工人和边远地区穷困的农民，这些消极因素极不利于建立公德心。 我喜欢旅行，到过北美和欧洲许多国家，住过许多朴素平常的旅馆和家庭旅馆，设施可能会老式陈旧一点，但是整洁卫生一尘不染绝对是靠得住的。近六年我五次回中国，在许多大小城市里住过挂牌三星四星级的酒店宾馆。看得出来门面和大堂尽量往豪华的方向做。可是在每一间客房里，地毯墙壁上布满痰迹烟洞，望之触目惊心。餐厅里地板油腻桌布肮脏令人倒胃口。今年８月，我在合肥飞往厦门的飞机上，一位自我介绍“某总”的邻座一次又一次把痰吐在簇新的地毯上，再用鞋底去碾。我提醒他每个座椅背后的网袋里都备有呕吐袋，随时可以取用。他不好意思地回答说：“不习惯。”记得在下放插队的年代里，这些农民的生活习惯曾被抬高到“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的地步，要求知识青年学习。三十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大变样了。住得起宾馆的人多了总是好事，但是改变卫生习惯和提高文明程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学会尊重包括说话客气礼貌待人。我从来是一个平头老百姓，没有充阔的习惯。回国的日子里，照样喜欢享受一点老百姓小小的快乐，喜欢逛街，喜欢搭公共汽车。可是，很快我就害怕走进店堂，怕挤公车了。在商场，摸一摸衣服的质料，问一问价钱，你就非买不可。略一犹豫，就会遭营业员的白眼：“买不起就不要动。”粗鲁讽刺的语言一个比一个厉害。在公交车上不小心碰了人，就象扣了枪机，根本不容你有道歉的机会，“眼睛瞎掉了？”立马甩在你的脸上。这都是寻常的事。 在美国，也有需要排队的地方，如银行、邮局或等公车。可是没有溜边加塞的。如果真有，后边的人往往推断这个人一定有紧急情况而加以谅解。甚至会主动询问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我在公车上踩了别人，对方主动给我道歉。开始我很迷惑，人家是不是在说反话呀？后来处的美国朋友多了，才明白人家是真心道歉。因为美国人认为公共场所（包括在公车里）应该大家平等分享的。如果不是他占了那个位置，我也不会踩在他的脚上。所以他们被我踩了，还心平气和地说对不起。 学会尊重还包括自信和好意。我在美国的大学里，十几年来和美国同学教授相处。课余打工时，和学校的职员工人相处。在政府教育机关里，我和校长、教师、职工一起工作。美国的人事关系比中国简单多了，与美国同事或上司相处，不用担心勾心斗角那套政治把戏，比与中国人相处轻松多了。上级与下级之间，工作性质地位高低固然不同，但是低级员工在高级主管面前不自卑不腿软。在我附近的一个小学里，大家都知道和校长最谈得来，校长也最喜欢与其谈心的，是本校的一个清洁工。这份自如自信很大一部份来自于每个人都拥有的广泛的选择自由。我和我的美国同事一样，我们得根据自己的现有条件来选择职业，至于将来，我可以贪图轻松选择一辈子做低层工作，也可以选择牺牲休息时间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达到比较高的位置。如果一个人的成功主要是由他的选择和他付出的努力决定的，他就会感到他的命运基本上是自己可以掌握的，不是操纵在别人手里的。这样，对自己也就多了一分自信，少了一点自卑。所以，美国人看到别人成功的时候，真心恭喜的人比较多，心态不平衡的人比较少，捣鬼诋毁别人的人更少。如果不能正常地建立自信心，就很难心平气和地去祝贺你身边的同人，因为别人的成功反衬出自己的失意，心里肯定嫉妒不平。 真心恭喜别人是好意，诚心帮助别人也是好意。但是，这种好意必须是没有功利心的行为，否则就变成伪善。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都是这个意思。中國政府几十年不断发起学雷锋一类的运动，以求重建文明道德。可是，各单位评选积极分子，各级组织开大会表彰先进的做法，反而把好事引入歧途。人们为了沾名钓誉，为了争名夺利去做好事，就变成了伪善。由伪善导致信仰危机，最后堕落到道德崩溃的边缘就不是奇怪的事了。在美国，几乎每一个中国留学生，包括我自己，都遇到过在困境中得到美国人帮助的故事，事情过去很久了还是叫人难以忘记，有的甚至影响到我们半生的命运。美国人的好意，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做好人好事，没有功利目的不图回报。最多他们会说：我过去也得到过别人的帮助，以后你有机会也请帮助别人就好。现在连许多短期来美国访问的人都深有感叹地说：“怎么雷峰都跑到美国来了？” 近年来，我在新闻中几次看到罗马尼亚孤儿院中骨瘦如柴的孩子和北朝鲜连年饥荒的报导。我认识的美国人中，好几个领养了朝鲜和中国女婴，自己有孩子没孩子都有。我认识一位在小学工作的心理辅导员，结婚不久就和丈夫决定领养一个中国女婴。他们向中國政府提出申请，付了三万美元。等了一年得到通知可以去中国的时候，正好她怀孕了，而且反应很厉害。她告诉我去中国的日期只好推迟了。我问她，自己生了孩子以后是否就要放弃领养的事了？她说，自己会生和领养没有矛盾，看着两个孩子一起长大更有意思。还有一位同事，她自己的孩子已经离家上大学去了。她几年前从朝鲜和中国各领来两个女婴。今年一个６岁，一个３岁，长得健康快乐。她常常把孩子的照片拿给办公室的同事看，说这两个孩子给她和丈夫带来了许多快乐。她说他们还要再去领养一个中国女婴，再次重温家有幼童的温馨。我想我们都明白抚养一个孩子长大，父母要付出多少辛劳。我们也都明白，把一个孩子从罗马尼亚孤儿院领到美国，对这个孩子的前途意味着什么？这种好意已经升华到博爱的境界。 我上面说的，都是一些普通的美国人，发生在普通美国工薪階級家庭的事情，怀有这样的好意的美国家庭很多很多。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自幼领受善意，远离残酷斗争。他们从生活中获得的博爱教育，不比任何学校里进行的德育教育都更实在，更叫人信服！
1f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