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读书方法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名人读书的读书方法（精选12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三国诸葛亮深通读书之道，不仅好学，而且善学，并因此成就了他的“足智多谋”。诸葛亮的读书法，对今人亦有裨益。诸葛亮读书只“观其大略”。诸葛亮隐居荆州隆中之时，与颖州石广元、徐庶、汝南孟公威是好友，并一起拜师游学。
石广元、徐庶、孟公威三人读书学习“务于精熟”。曾经“走马荐诸葛”的徐庶则折节学问，“卑躬早起，常独扫除，动静先意，听习经业”，目的为求得“义理精熟”。而诸葛亮读书却与诸生不同，他是“独观其大略”。他没有钻进书堆，死记硬背，而是泛读大概，撷取精华，掌握其实质。
诸葛亮读书也没有到废寝忘食的地步，而是正常地作息，“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他对好友们说：“你们几位从政可以做到刺史、郡守。”三人反问诸葛亮“仕途”如何，诸葛亮“笑而不答”。
后来事实证明，读书务求“精熟”的石广元、徐庶、孟公威等人，也的确只做到刺史、郡守，而读书务求大略、得其精髓的诸葛亮则成为一代贤相。
晋代文学家陶渊明的“会意”读书法。他在《无柳先生传》中曾写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读书时注意抓住重点，去繁就简和独立思考。
实际上，他追求的是读书会意，着重领会书中深含的旨意，而不死抠个别字句。
宋朝著名文学家苏轼在他的《又答王庠书》中就侄女婿王庠“问学”，介绍了他自己首创并实践的一种读书方法。苏轼在信中说：“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
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并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意思是说，好书就像知识的海洋，内容丰富。
那么，读一本好书可以每次只带着一个目标去读，或只就一个方面的问题去探求、研究，而不是同时涉及其它的目标或问题。所以，每一本好书都需要好好读它几遍，日久天长，必有所获。
苏轼自己就是这样来读《汉书》的，第一遍学习“治世之道”，第二遍学习“用兵之法”，第三遍研究人物和官制。数遍之后，苏轼对《汉书》多方面的内容便熟识了。
南宋人陈善着有一部《扪虱新话》，他在书中写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所以入，终当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读书要知入知出。入，就是要读进书中去，读懂吃透，掌握书中的内容实质；出，就是要从书中跳出来，能够灵活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开始读书时要求入，读书的最终目的是要求出。
如果读书不能读进去，那就不可能理解“古人用心处”，也就是说不能体会书中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明的文学技巧；倘若读书不能跳出来，那就要“死在言下”了，也就是说，思想被书本束缚住，成了书奴、书呆子。只有懂得入又懂得出，这才是读书的好方法。
陈善根据自己的读书经验总结出来的出入读书法，实际上是告诉人们要活读书，而不能死读书。既要读书认真钻研，消化吸收书中营养，又要将书本知识为我所用。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的“求精求当”读书法中的“求精”，是读书要有选择，选好书，读精品；“求当”就是恰到好处，要适合自己的水平和工作需要。他说：“求精不求多，非不多也，唯精乃能运多”，“当则粗者皆精，不当则精者皆粗”。
实际上，郑板桥并不反对博览群书，只是强调多读必须以精读为基础，多读的内容也必须用精读中得到的知识去联系新知识，围绕一个课题深入下去。读书贪多不求精，就会胸中撑塞如麻；读书求精不求多，才能读到书里去，抓住要领，但不等于深刻理解及全部掌握。
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的“探”与“研”，因为书中的“微言精义”所包含的丰富深邃的内涵，往往是“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不知所穷”。在精读中，郑板桥还比较注意“问”。
他认为“学问二字，须要拆开看。学是学，问是问，今人有学而无问，虽读书万卷，只是一条钝汉尔”。他提倡读书好问，才会使“疑窦释然，精理迹露”。
北宋文豪欧阳修的“计字日诵”读书法是根据自己的读书经历归纳而成。他曾经精选了《孝经》、《论语》、《诗经》等十部书总字数为455，865个字，然后规定每天熟读300字，用三年半时间全部熟读完毕。每天背诵150字，只要七年时间就背熟了。
他说：“虽书卷浩繁，第能加日积之功，何患不至？”的确，这样日积月累，一部部的书籍就被他背熟了。这种每日定量计字，细水长流，集腋成裘，在欧阳修的亲身实践中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
明代学者张溥的“七焚”读书法强调读写并用，强调“眼到、手到、心到”。他的读书法分为三步：第一步，每读一篇新文章，都工工整整地将它抄在纸上，一边抄一边在心里默读。第二步，抄完后高声朗读一遍。第三步，朗读后将抄写的文章立即投进火炉里烧掉。
烧完之后，再重新抄写，再朗读，再烧掉。这样反复地进行七、八次，一篇文章要读十几遍，直至彻底理解、背熟为止。张溥藉此苦读成名，给自己书斋取名为“七焚斋”，也叫“七录斋”
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很会读书，也很讲究读书方法。他的“三读”读书法即“复读法”、“抄读法”、“游戏法”。他给自己规定：每年春秋两季，分别复习冬夏两季所读的书，即半年读书，半年复习，把阅读和复习交叉进行，有效地增强了记忆力。
在每次复习时，他面前放一本书，请别人也朗读同样一本书，他边听边默记。如果发现自己默记的同朗读的有出入，马上查书，立即纠正，再复读几遍。顾炎武读书总是要动手抄录的，这种学习时既动口，又动手、动脑的学习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读书效率。
韩愈读书以勤奋贯彻始终。在《进学解》中，曾提出“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这就是后世所称的“提要钩玄读书法”。大意是说，读书一定要写笔记；而读不同的书，又有不同的笔记法。读记载事实的史籍，一定要写出提要，掌握纲要；读辑录言论的书，一定要钩出精义，领会精神。写提要时，必须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弄清这一事件和其它事件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钩精义时，必须对那些言论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提要钩玄的过程，有助于增强记忆，提高认识，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韩愈还提出读书要“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进学解》），“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患足已不学，既学患不行”（《赠别元十八协律》）八首之五）。他要求博览务得，学以致用。韩愈提出读书既要“迷”，又要“不迷”。他在《答李翊书》里，曾先后用了两个“迷”字。第一“迷”是形容他自己开始读书着迷的情景；“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有这种迷劲才能深钻下去，但又要防止迷失方向。所以提出了第二个“迷”：“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这是韩愈多年读书的心得，恰当地指明了读书必须由迷而步入不迷的境界，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摆脱本本主义的桎梏。
孟子关于读书方法的论述，是我国早期形成的系统的读书方法论之一。与孔子读书法一样，它对中国读书史发生了深刻而有益的影响。其读书方法论的精义是：
（1）自求自得。
孟子认为，读书学习须靠自己去求索精研。他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孟子·尽心上》），“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孟子·告子下》）他还进一步发挥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就是说，老师让学生深造的方法，也应该是启发调动学生的内部动机，使其“自求自得”，即依靠自己的求知欲，通过自己的积极努力去获得。
（2）专心有恒。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旨在反对三心二意的读书态度。曾举奕秋教人学棋为例，强调“不专心致志，则不得”（《孟子·告子上》）的道理，指出一个人学习不能得到满意效果，往往并非其“智弗若”（不聪明），而是不能专心的结果，孟子还指出，专心还必须有恒。他以掘井作喻道：“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孟子·尽心上》），说明不坚持读书终将落空。
（3）盈科后进。
即循序渐进。孟子说：“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孟子·尽心上》）又说：“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孟子以水喻学，道出逐渐积累知识、循序渐进的重要性。
（4）重思存疑。
孟子认为，唯有依靠“心之官”的思维才能认识客观事物，有闻见而不思，等于无闻见。他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这实际上是要求不能只把认识停留在感性阶段，而必须通过思维得到事物的真实内涵（本质）。孟子还提出了“读书存疑”的主张，强调“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上》）。
（5）以意逆志。
这是一种理解作品的方法。孟子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对这种方法，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清人的`解释。如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一文中认为：“以意逆志”就是“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即应就作品论作品，以作品实际去分析推求作者思想。另一种是汉以来多数人的解释。认为“以意逆志”中的“意”是指读者的“意”（思想、知识、经验等）。如赵岐《孟子注疏》解释为“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朱熹《四书集注》则解为“当以己意逆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朱自清《诗言志辩》解为“以己意己志推作者之志”。
（6）知人论世。
另一种理解作品的方法。孟子认为，要正确理解作品，还必须知人论世。他强调：“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要真正读懂作品，必须要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感情，为人品德，以及他所处的时代环境。
（7）详说返约。
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之”。（《孟子·离娄下》）这里的“详说”，是指对读物要精细研究，详细阐释，即所谓“把书读得厚”；这里的“说约”，指对读物内容的简明概括。详说返约，就是要求读书治学必先深入细致钻研，再在此基础上归纳概括，直至明确掌握。
（1）“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读书求学有一定的规律和方法，应根据规律来确定正确的读书方法。
（2）著行察习。即应该明白自己学习过程的本身，这样才可以“知其道”，即掌握住学习规律，随时调整自己的学习行为使之合乎规律。如果“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那就会成为平庸的读书人。
“八面受敌”是一种抓住一个中心、集中精力只解决一个问题的读书方法。发明人是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
他认为人们在读书时，往往会感到处处都是有用的知识，犹如“八面受敌”，而“人的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意思是说，在浩如烟海的知识之中，每次读书，只求一点，所以后人也叫它“求一法”，或叫“主攻法”。因为它每次只围绕一个中心，只解决一个问题，容易集中深入，彻底攻破一“敌”，像打仗那样，把敌人化整为零，各个击破，一次攻破一面“敌”。这种读书方法，是抓主要矛盾，从战略上考虑问题的读书方法。具体做法据史书记载：“尝有人间苏文忠（苏轼的谥号）曰：‘公之博治可学乎？’曰：‘可，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贷之类，每一过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窍矣’。”这种读书方法既是定向阅读，分步进行，长久坚持，必有好处。
陶渊明生平重视读书学习，常在诗中表露：“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并在《五柳先生传》中自述：“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已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这就是后世所总结的陶渊明“会意读书法”，也有人称作“不求甚解法”。
实际上他追求的是读书会意，着重领会书中深含的旨意，而不死抠个别字句。元代李冶就指出：“盖不求甚解者，谓得意忘言，不若老生腐儒为章句细碎耳。”邓拓也指出：“本来说不求甚解，也并非真的不要求把书读懂，而是主张对于对于难懂的地方先放它过去，不要死抠住不放。也许看完了上下文之后，对于难懂的部分也就懂得了；如果仍然不懂，只好等日后再求解释。”（《燕山夜话·不要秘诀的秘诀》）且陶氏所说“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表明会意也可不止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