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近日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强调要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其中之一便是要严肃查处各类学校办学中乱收费问题。
贺国强指出，近年来，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对教育乱收费问题进行了清理规范，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一些地方和学校乱收费问题屡禁不止，并且手段更加隐蔽、形式不断翻新，给学生家长带来沉重负担，严重影响学校的形象和声誉。因此，要严肃查处各类学校特别是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种名目乱收费的案件，严肃查处学校在招生录取、基建招标投标、教学设备和教材教辅资料采购、后勤服务等环节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等案件，确保校园成为教书育人的圣洁净土。
“今年我们学校‘小升初’没有钢琴特长生的名额，只招竖琴特长生。”某重点初中的招生办老师斩钉截铁地说。
面对这样的情况，家长仍在做着努力:“要不然我们把钢琴竖起来弹，不就成竖琴了……”
家长的软磨硬泡终于打动了招生办老师，老师说:“那也成，那您给我们学校买个竖琴吧。”
虽然让孩子上重点学校的心情十分迫切，但少则数万元多则可能十几万元的竖琴价格仍然让这位工薪阶层的家长有些犹豫。
“那我们考虑一下吧。”
“请现在就做决定。”
“您让我们回去商量一下。”
“5，4，3，2，1。不用考虑了，下一位。”招生办老师在这名家长的孩子名字后面画上了“叉子”……
这是今年在面临“小升初”的家庭中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
“这个‘段子’可能有夸张的成分在里面，但在整个‘小升初’的过程中，择校乱收费、‘小升初’占坑班等问题还是十分严重，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不公正甚至是腐败的成分在里面。”在刚刚经历这场“小升初”的大战将女儿送进北京某区重点初中后，付燕一脸疲惫地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她不知道在女儿今后的教育过程中，自己还要为这类“不公正甚至是腐败的成本”承担多少。
对于各类学校办学中乱收费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近日在谈到“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时明确指出，近年来，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对教育乱收费问题进行了清理规范，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一些地方和学校乱收费问题屡禁不止，并且手段更加隐蔽、形式不断翻新，给学生家长带来沉重负担，严重影响学校的形象和声誉。
变味的“小升初”大战
进入6月，今年“小升初”就要尘埃落定。付燕告诉记者，大约50%的学生已经确定学校了。
“说实话，刚开始听学校宣传说今年北京‘小升初’‘坚持电脑派位为主、其他方式为辅’时我真的特别兴奋，但亲身经历过就发现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付燕向记者坦言，“实际上，电脑派位、就近入学方式是摆在最后的一种垫底升学办法。”
付燕说，女儿从四五年级开始就陆续报读“蹲坑班”，“家长也直接称其为‘坑班’，就是一些重点中学开办的培训班，主要讲授奥数等。关键在于，上课的内容往往和这些重点初中最后选拔考试的内容有一定吻合。而这些学校还通过或明或暗的途径向家长们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学校将来会从这些课外班中选拔优秀人才，参加这些课外班的孩子在报考本校时会有‘优先权’”。
“也就是说，要想上某所重点学校，参加这所学校挂钩的培训班是一条必经之路，这种课外班有点‘占位’的性质。”付燕说，为了保险起见，女儿及其学校的同学都报了至少两个以上这样的“蹲坑班”。“‘坑班’肯定和这些重点学校有着密切的关系，要不然这些‘坑班’怎么能够秘密举办考试而从之选择学生升入初中?”
“秘密举办考试?”记者问道。
“就是只有上‘坑班’的学生知道考试时间，有考试资格，没有上班的学生就算在考试的时候到了学校外面，学校老师也不会承认里面正在举行选拔考试。”付燕说，自己就曾感受过站在学校外面看着别人的孩子考试而自己的孩子“没份考试”的那种无可奈何。
查阅相关资料，记者发现，事实上，“蹲坑班”并不是近一两年才出现的新鲜事物。
过去几年里，每到五六月小升初培训班招新的考试季节，都有媒体指名道姓点出具体的机构和学校，害得很多培训机构发放被付燕称为“秘密考试”的通知时，都小心翼翼地采用一种被外界称为“密电”的方式。
“而且这种班价格不菲，每年要花三四万元。这只是普通水平的‘坑班’价格。”付燕告诉记者。
“上了‘坑班’，也不一定就能上得了重点初中。”付燕告诉记者，“比如‘坑班’里有80名学生，前30名的好学生学校肯定要了，那么后50名的学生就要‘竞争’了。”
付燕说，竞争的惨烈程度不亚于上述“竖琴的笑话”，“排名越后面的学生需要交的择校费越多，同样没有给家长考虑的时间，如果犹豫，那么直接画×，这不是段子是事实”。
乱收费背后滋生腐败
事实上，“小升初”乱象只是目前我国教育乱收费中的一个缩影。
记者了解到，随着相关部门多项治理措施的出台，很多学校在教育乱收费问题上，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而是呈现了“项目更新、方式更隐蔽”的新特点。比如“巧立名目，变相收取”，有的学校迫于政府规定和社会舆论压力，在学杂费上不敢公开加码，于是就改换方式，利用开办特长班、补课班、兴趣班的机会，收取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共建费等各种名目的费用，变相增加学生负担，牟取利益。
“现在的重点学校并不担心自己的各种费用有任何问题，因为你不交，后面还有的是人拿着钱不知道给谁呢。”付燕说，“这一切只因为人家是重点学校。”
“一些校长的口味越来越重，要钱越来越多。原来学校校长和班主任联合起来输送学生，说:你给我多少钱，这个学生业余培训都交给你做了。校长要3万，过了两个月，要5万，你不给我就让别的培训机构来做。这个培训机构一算，发现大头全到公立学校个人腰包里了，培训机构拿小头，不但赚不到钱，而且还解不了套。”俞敏洪(微博)说。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通过调研也发现，教育系统存在的主客观问题给了一部分学校乱收费的可乘之机，更滋生了腐败空间。
“一方面是法律意识淡薄等主观原因。对于分析犯罪主观原因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在教育腐败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往往属于高学历，从事教学和担任学校领导干部多年，按道理说应该知法、守法，但是对于法律相关规定尚存在模糊认识，因此，对于很多违法行为不以为然，(如小金库问题)，甚至觉得理所应当，以至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比如将收取的共建费用截留或者私自降低，只报给教委部分，剩余部分为教职员工谋取福利。”西城区检察院的调研人员说。
上述调研人员认为，客观原因主要是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入学方式和特长生问题存在弊端等现实性问题。
“择校”成治理关键
贺国强在此次讲话中强调指出，要严肃查处各类学校特别是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种名目乱收费的案件，严肃查处学校在招生录取、基建招标投标、教学设备和教材教辅资料采购、后勤服务等环节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等案件，确保校园成为教书育人的圣洁净土。
那么，如何才能从根源上遏制教育乱收费问题?
对此，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择校问题是治理教育乱收费问题的关键。
21世纪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则认为，治理择校热以及背后的择校乱收费，首先应该着眼于政府投入教育的行为，对政府不保障教育投入、不转变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的行为严厉问责。惟有如此，治理择校乱收费才能走上正途。
熊丙奇说，必须改革学校管理制度，目前受教育者及家长往往缺乏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决策权，这是各种乱收费畅通无阻的基础。如果改革学校内部管理，赋予受教育者参与学校管理、评价的权利，这一基础当不再存在。
西城区检察院的调研人员则建议，加强学校的财务审计、检查，共建费用、共建生的专项稽查，杜绝乱收费、小金库和账外账现象的存在，规范财务管理。同时，加强校务工作的公开透明，重大事项须经过校务会讨论研究决定。健全和规范学校重大事项集体讨论的制度，做到校务公开、财务透明、账目清楚、开支流向及资金专款专用，避免暗箱操作事件的发生。超过一定数额的资金使用要上报教委备案、审核。在现有条件下，增设一名专职或者兼职的党支部书记，分解权力，可以有效减少权力的滥用，避免因暗箱操作或者权力过大造成的问题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