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秋季开学起，重庆各高校都在动员拥有该市农业户籍的学生转为城镇户籍。多名拒绝转户的学生告诉记者，动员目前已变为强迫，拒绝转户者被教师约谈，并以奖学金、入党甚至毕业证等事项相要挟。
无论是2003年公安部出台的有关新录取大中专院校学生迁户籍的规定(该规定的意见是，新录取的大中专院校学生可随本人意愿决定是否将户口迁入学校)，还是今年重庆市政府刚出台的《关于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都明确指出，是否迁户籍，应坚持“自愿原则”。重庆高校的做法，无疑违背上述规定。
人们很自然会分析这背后的利益关系。从基本的常识看，如果没有上级的任务，高校自身没有理由主动动员学生迁户籍，因为这既违规，同时也对学校没有任何好处(学生不迁倒是减轻了学校的工作)；教育部门似乎也是如此，虽然有关人员称，迁户籍可以帮助学生办理医保等，但根据大学生医保政策，是按学籍而非户籍管理。所以，可以解释的理由是，有关部门可能对教育部门下达任务，要求解决新录取大专学生的“农转非”问题，进而教育部门再向高校下达指标，高校于是动用辅导教师，去做学生的工作。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有关部门为何会对教育部门下任务，是不是与学生们提到的拆迁相关，当户籍迁出之后，就拿不到拆迁补偿？
这样的利益纽带，需要调查确认。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当下的高校，正在花大量精力做自己本不应该做的事，如此办大学的局面令人忧虑。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大学办社会”，导致大学定位不清、功能模糊，就引起政府部门和教育研究者的重视，此后，高校开始轰轰烈烈的“后勤社会化”改革，剥离一些本该属于社会的功能，比如食堂外包、学生宿舍社会化管理、不再办幼儿园和附属中小学、教师住房货币化，但也就仅止于此。由于高校拥有行政级别，校长是副部或正厅的高官，由上级行政部门任命，因此，高校并非只有办学的属性，更具有强烈的一级政府部门的色彩。
简单地说，如果从办学的角度去分析大学的一些行为，很难相信其会发生在大学之中。比如，学生的户籍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婚姻问题、生育问题，这在发达国家的大学中，是属于社会事务而非学校事务(户籍这一问题，根本就没有)，是不属于学校管理的范畴；有的是教育机构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比如下指令要求学生必须到某公司实习以配合政府的招商引资、为提高就业率扣押学生毕业证让学生配合编造数据弄虚作假“被就业”、对学生实行“封口”，等等。然而，如果站在作为一级政府部门的角度，就不难理解：它既要管学生的教育事务，又要管社会事务；而且，在这样的学校办学者眼里，没有什么教育规律可言，教师和学生，都是“行政下级”，都该统一听行政命令，而不是与自身平等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所以发布各种命令，是十分正常的。
上述利益纽带(以及相似的其它利益纽带)能得以建立，就是基于大学的这种“属性”。试想，如果大学仅有“办学”属性，没有政府部门色彩，学校的办学者能听上级教育部门的吗？政府部门的指令在大学里又能行得通吗？反过来，有的大学领导之所以能在大学里为所欲为，不是仗着自己有“保护伞”吗？由于学校更像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学校往往无法形成教育共同体，而成为了利益共同体。学校的所有资源，都被相关利益者开发、利用，而学生无疑是其中的重要资源之一——不是把学生当服务对象，而是把学生当谋利对象，包括，直接向学生乱收费，出卖学生信息，把学生作为劳动力输出……
在这种办学环境中，政府部门不会感觉到自己的通知、命令是在干涉学校办学，而是认为这是自然而然地管理下级机构的做法；学校也不会认为上级部门的通知、指令，影响了办学，其“办学”的重要任务，不就是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吗？久而久之，学校领导们还不习惯没有通知、文件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就不知道该怎样“办学”了。对于教师和学生而言，在密不透风的权力和利益网中，往往只有屈从。事实上，大学的“办学”属性，在这样的学校管理中，也逐渐消失。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议题。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之一是，大学必须回归办学属性，剥离所有非办学功能，这就需要重新界定政府部门和学校之间的关系，明确学校的办学边界，同时，建立制约政府权力、学校办学者权力，维护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权益的机制。如果学校将很大部分的办学精力，用于处理政府事务、社会事务，而教师、学生无法维护自身权益，这不但分散办学精力，更会与办学宗旨冲突。需要指出的是，就是合法的社会事务，政府不能越权布置、学校不能越界办理，更不用说违规的任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