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夏天，青年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入学考试时，钱钟书拿到数学试卷一看，几乎全不会做，蒙了几道题后，就匆匆交卷，最后的成绩是15分。按照任何一个学校的规定，这样的成绩都不可能被录取。但他的国文和英文成绩特优，英文还得了满分，令校长罗家伦一大为赞赏，立刻决定将其破格录取。——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则充满“民国范儿”的自主招生佳话，在今天看来更像一种无法落地的传说。我们看到的事实是，随着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破冰开启，质疑与非议就始终如影随行，且愈来愈炽。
这是来自12月8日《新民晚报》的一则调查：对于高校自主招生，有69%的上海市民认为，自主招生很难遏制中学教育“高考指挥棒”的应试现象。若参加自主招生考试，83%的市民最怕遭遇“权钱交易暗箱操作”。其次担心的是“某些环节不够透明不够具体，考生无所适从”，比例约为67%。再接下来依次是，“对一些考生不够公平公正”(55%)，“变一考为多考，环节复杂太折腾”(43%)等。市民认为保证高校自主招生公平公正的最有效方法是什么呢？调查结果显示，80%的市民希望“录取过程公开、透明”，72%的受访者赞同“成立专门的监督纠察机构”。
这是一个怎样艰难而尴尬的时刻？一方面，应试的、“一考定终生”的高考制度苦民久矣，民心思变亦久矣，而在另一方面，当“不拘一格录人才”式的自主招生开始推动，它却又不得不遭遇多达83%市民的腹诽。这显然不是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民众也并不总是拒绝创新而宁肯抱残守缺。在一个缺乏诚信或民主的土壤之上，民众永远只能是依据他们日常生活的世俗经验，从而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某些现实。由此而言，上海市民最担心的“权钱交易暗箱操作”和“某些环节不够透明不够具体”，未必不正是一种普遍的民意关切所在。
围绕历年高考，总是不少一些舞弊案以及招生黑幕。那么我们又拿什么来保证自主招生不会沦为“权钱交易暗箱操作”？而这似乎已经不只是一种臆测。就在今年两会上，作为“体制内”以及知情者的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就曾表示，自主招生也有“潜规则”。他说，当前的自主招生还是有一些问题。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某些分数不怎么够、在边缘状态的学生进入高校的一个手段。同样作为体制内知情者的张鸣教授也曾撰文指出，自主招生自留地成为学校某些部门权钱交易的一种机会。在不少学校，自主招生实际上是个黑箱，最起码也是灰箱。
仍然得说，民意不乏清醒，更不乏智慧。上海市民所希望的“公开透明”以及成立专门的监督纠察机构，的确是高校自主招生最终能够获得公信与认同的不二路径。这其实也意味着，包括自主招生在内的中国高考政策的改革，必然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国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管理体制即为全局，而自主招生仅为一域。一直以来，我国高校的管理体制，以行政为主导，缺乏民主的公开与透明。而与此同时，在过去数年的自主招生改革中，高校也没有通过对内部管理模式进行有效的改革，没有以公开、透明的招生方式，打消大家对其中可能存在的不公平问题的质疑。这才是要害所在。
如果说民众对可能产生暗箱操作的质疑，关涉到自考招生的公正性，那么它事实上也关乎公平性原则。但我们看到，自主招生已经明确地表现出了对农村考生的抛弃或排除。尽管对有些农村考生无力负担长途旅费的问题，清华大学自主招生简章已言明“可以向我校申请资助”。但显然，钱并不是最重要的。如一些农村学校校长、教师认为，自主招生提倡素质教育是好，但是没有考虑到农村学校的资源配置。对于自主招生所要求的获奖条件等，许多老师也表示这会将农村孩子排斥在门外。至于特长加分、各种比赛加分，这些同样都是城市孩子的专利。自主招生如果竟然是以放弃绝大多数农村考生为前提，那这种改革又是一种怎样的封闭与短视呢？
充其量，中国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试点的近10年时间，仍只是一个呈现或发现问题的阶段。我们远未能找到一条足以获取公信之路径，或者说，尽管河上有桥，他们却偏要摸着河头过河。如我们所见，自主招生以来，从面试制，到校长实名推荐制，再到“北约”、“华约”和“理约”三个高校自主招生联盟联考的招考方式，各个高校貌似都在穷尽一切可能，使自主招生变得更有说服力。但是，假如自主招生永远只体现为“一域”之折腾，而无“全局”之谋划，同时，如果高校本身仍然漠视这种做法应当具备的公正及公平这两个根本，则这场改革仍将行之不远，钱钟书的故事于今天也仍将是一个传说。这已是自主招生所不得不面临的艰难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