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青云
《道德经》一书是我国最重要的一部古代哲学经典，可以说是诸子的源流。历来注家不下千家，仅次于《易经》的注家数量。
但是《道德经》的文意和作者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根据近两年的一些考古资料，撷取有代表性的几位学者的意见，就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以冀对解开老子真身，廓清《道德经》迷雾有所裨益。
2003年1月29日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出土了一处西周青铜器窖藏，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据介绍，这批出土青铜器不仅数量多、器物制作精美，让人叹为观止。更重要的是其中二十七件青铜器，件件有铭文，铭文字数为四千零四十八字。这批文字资料是研究西周王世、西周年代、单氏家族、西周历法、西周职官、西周晚期社会状况的一份珍贵资料，其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无可比拟。其中的“逨鼎”铭文部分对老子研究与《道德经》的研究尤其重要。
根据“逨鼎”铭文，学者们对墓主的身份以及相关的历史作了解读，从中得出一些重要信息。
墓主名单逨，其父名龚，曾是当时掌握周王朝军政大权的召穆公的爱将。单逨年轻时亦为召公（其父后一代的召公）手下武将，屡立战功，年老时被周宣王任为“历人”，监察国情与文武百官，极受周宣王信任和倚重。单氏先祖与周王室关系密切，其年代可追述至周太王古公亶父时。至周文王始，其家族世代为王室大臣，至周宣王时历经八代。单逨和周宣王关系非同一般，单逨比宣王年长7岁。在宣王小时候（约2—3岁时）周王室曾发生一次宫廷政变，其时单逨和宣王共藏于召公府，亲眼看到召公用自己的儿子假冒宣王被政变者杀死。其后单逨一度为太子伺读，并在宣王6岁时，其父周厉王被国人放逐期间，共同躲在召穆公府里避过另一次劫难，可谓是生死患难之交。后单逨为宣王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为周王朝的稳定立下汗马功劳。至老时被宣王任命为“历人”，职责是监察王朝治理得失并甄别审查高级官员，其地位已非一般王臣可比拟。
单逨鼎中所透露的这些历史史实和以前的一些考古成果，为我们解读老子和《道德经》一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学者们认为，老子的真正身份可能就是这位单逨。
根据陈光柱、林中鹏等学者的意见，《道德经》本只有《德》篇，名《德言》，著者可能是周朝的先祖古公亶父。古“德”同“得”（写法“直”上“心” 下），古公亶父写《德言》是对自己的一生作经验总结，并为来者鉴。古公亶父的事迹记载于《史记》、《诗经》等，他是周先君，周文王的祖父。为避戎狄之祸，弃豳迁岐，邑于周原，是为周朝称“周”的原因。《史记周本纪》说：“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可见古公亶父是位极仁德爱民的君王。说《德言》为他所作有两个理由，一是一件逨鼎中的铭文提到受赐原因时称周宣王43年，宣王因单逨重新修定整理先王古公亶父《德言》有功，而特赐之。二是铭文中有“失道而后德，失德面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字样，正与现流行本《道德经》38章的部分字句同。所以可以肯定一些以下的事实：1、《道德经》的字句在公元前774年（周宣王四十六年）即有原文出现。2.单逨曾整理过一篇叫《德言》的东西，且有现《道德经》的字句。3.古公亶父曾写过一篇东西，并被整理过。基于以上的事实，学者林中鹏等认为单逨即可能就是老子其人。因为单逨整理《德言》时近80岁，已是年岁极高的老人，《史记》中称的“老聃”极可能为老“单”的讹变。另《史记》中提到的另一人“老莱子”也可能是单逨的“逨”字的讹传。陈光柱亦提此说，并说单逨的官职“历人”被《史记》传为楚人可能是古“历（古写曆）”字的残缺所致。单逨还有个哥哥叫颂，是当时的资深史官，对我们古代文字的进化有其自身独特的贡献，“籀文”（即大篆）的形成与发展与颂有很大的关系（见王长丰著《商西周金文书法》—安徽教育出版社）。逨有颂这样的兄弟，得以便利饱览王室史料和藏书，加上自身毕生经验和智慧结合，写作《道德经》中后来的《道经》部分也成为必然。
据此，再根据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道德经》版本，学者们的推测是《道德经》本只有《德言》部分，约2千字。单逨在修定《德言》时加入了自己对《德言》的认识和感悟，同时为了帮助后世周朝君王理解这篇文字，写了《道》经的部分。所以第一篇开篇即言：“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据马王堆帛书本，此处原为‘恒’，世传本因避汉恒帝讳而改为‘常’。）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此段话即是单逨为了告诉后者如何理解《德言》而作的说明，即可说的“道”与可称的“名”是有时代局限性的，如果想正确理解永恒的“道”和它的变化之妙，要通过两个方法，即“有欲”和“无欲” 。
因此马王堆的《道德经》《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正符合单逨整理的《道德经》原貌。另湖北郭店出土的《道德经》残篇中《道经》和《德经》混抄似乎也可以说明《道经》可能是《德经》的注解，因为这是帛书更早的版本。如果是这样，那么说明《道德经》在以后的传抄过程中又经过一次《道经》和《德经》分录的整理。
对《道德经》作者和历史的考定，将有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道德经》这本书。因为周宣王委托单逨整理《德言》时，正是周王朝内政紊乱，外患不止的时候。从古公亶父到周文王、武王，周朝的先祖所采用的治国策略和方针已经几乎丧失殆尽，宣王为了让后任者认识到这一点便委托单逨整理《德言》以便继任者学习，但是最终历史还是无法改变，西周灭在他的下一代周幽王手里。所以《德言》本是一本君王之书，并且因为是古公亶父所著，其时，周还是个弱国寡民的状况，所以其中的很多思想如休养生息、贵柔等就可以理解了。如第八十章：“小邦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实是古公亶父在被戎狄一再侵扰，被迫背井离乡所发出的无奈感慨。（此处“结绳”应为结网而渔，并无复古之意，已有人指出。）另外因为古公亶父是王侯，其中又夹杂了一些养生的内容。而因为单逨征战多年，极富战争经验和军事才能，所以《道德经》中如30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远。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31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於天下矣.…..）等出现有关军事言辞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关于学界长期争论的所谓儒道思想的冲突问题，也可以得到解释。从湖北郭店出土的竹简中可以看出，《道德经》中本无反儒的言辞，所谓的“绝圣弃智”，简本作“绝智弃辩”。圣是聪明，智是智慧。“绝仁弃义”，简本作“绝伪弃诈”。由此，林中鹏认为，几千年来，我们对老子和《道德经》的理解都被误导。老子一书本是帝王术的一类书，只因古公亶父时，周族弱小，正处于发展期，其采取的方针只能以“贵柔”、“不争”来求取生存空间，以期发展壮大。至孔子时，诸侯强而王室衰微，天下日乱。儒家一直想恢复到周文王、武王时周王朝灭商后一统天下时王室强势的局面，所以他们更多强调国家治理问题，主要为从社会伦理着手恢复国家秩序。且《史记》中引古公亶父说“有民立君，将以利之”（老百姓推认一个人为公仆，是希望他能给民众谋福利的）的话正是后世儒家民贵君轻，民本思想的渊源。所以儒道本是同一理想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所产生的产物，两者都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并无什么冲突。
老子身份的厘清，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涵义。一方面可摒弃那种“书不够，神来凑”式的对老子身份的任意摆布，另一方面对于我们站在现实的角度认识和汲取古人的政治智慧和思想以为现实服务都极有意义。
参考文献：
1. 高玉平 《2003年眉县杨家村出土窖藏青铜器铭文考述》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 陈光柱 《老子其人初探》
3. 林中鹏 《读老钩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