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总工会与上海社科院的一份调查显示，70%职工因为保姆费居高不下等原因选择将孩子交给自己父母照料。其中，绝大多数职工赞成企事业单位参与办托儿所，近九成网友支持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托儿所。
面对动辄上万甚至数万的入托费、入园费等，绝大多数有着固定收入的职工赞成企事业单位参与办幼儿园、托儿所的想法，再自然不过。
不过，面对这样的呼声，有评论指出，好不容易被剥离的“单位办社会”的包袱不能重新被加诸于企事业单位。从历史发展的潮流来看，不管我们多留恋那个“单位办社会”的特定年代，当历史已经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时期，带有极强依附性和“圈子”色彩的“单位人”，正在成为更加自由开放和平等的“社会人”。
“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的大背景下，即使企事业单位有用此做法来拴住人心的愿望，也需要谨慎操作。当然，这不是说单位不需要增强员工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而是说单位应该不宜采用以往的“大包大揽”式。
一般而言，事业单位是自身不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益性单位。从这个角度来讲，事业单位本身还需要由纳税人共同出资的公共财政支持运转，哪还具有独立开办幼儿园、托儿所的经济基础？如果事业单位利用自身的特殊资源，单独针对本单位职工开办相应机构，实质上就演变为一种针对这些事业单位内部干部职工的变相福利，难免会使那些体制外的从业者产生负面情绪体验，极易造成封闭、狭隘的利益格局，甚至诱发新的权力腐败和社会不公。
至于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办幼儿园、托儿所，这是企业自身的事情，本无可厚非。但由于囿于外界环境造成的大势所趋，使企业不得不为之，这样的“福利”之举将可能会给一些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影响其健康前行的步伐。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持续推进国有企业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抓紧剥离办社会职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剥离办社会职能”就包括剥离“办教育”这一本应由社会承担的职能。
当然，在“二孩”政策催生的新一轮入托入园高峰到来之前，不能因为有顾忌就对解决职工的现实需要问题搁置不谈，反而应该要提早谋划。
仅从公共权力层面而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在教育领域的顶层设计和政策落实工作。有关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相关教育资源的整合力度，统筹协调，本着因地制宜和透明公开等原则，积极担当作为，面向全社会开办更多价廉质优的公办托儿所、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促进教育公平，让“带娃上班”这一“福利”惠及更多体制内外的人民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