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做客人民网时表示，最体现高校去行政化的措施是对学术事务的管理，因此要建立一个以学术委员会为最高学术机构的学术治理体系。他说，这个治理体系要包括本科教学的指导委员会、研究生的学科评定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等一系列专门机构。而这个学术委员会，不是由党政任命的，而是由学者推选产生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民主基础。
讨论大学学术委员会，必须要回答大学为什么需要学术委员会。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就好思考，我们的大学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学术委员会。
大学不是官僚机构，而是人类知识和思想界专门从事大学教育的学者引导千万学子共同学习、继承、创新人类知识文化的高地，可以说，大学是集结人类学问和学问家的神圣殿堂。大学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不断获得发展和进步，根本原因就在于大学有一代又一代的学术大师、技术大师以及追随这些大师的专家和学者。学术发展和进步，正是这样一个学术共同体持续努力的结果。而这样的学术共同体的存在，既需要大学行政组织提供各类服务，也需要学术组织规范其学术行为。简单地说，大学既需要大学章程规范大学的办学行为，也需要自己的学术章程来规范学者的学术活动。大学章程和大学学术章程是现代大学组织不可缺少的内容。从学术角度说，学者才是大学的存在主体，对学者主体的学术行为加以规范就成为客观需要；有了学术委员会就会突出大学学术研究的主体地位，就会突出教授治学对大学发展的重要性，就会突出教授在大学内部的应有位置，就会让学术伦理得以理顺，进而预防学术腐败，让学术活动在走向追求真理的同时走向学术活动自律。
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地方，离开了学者主体和学者的学术活动，大学就会失去灵魂，也就没有所谓的“大学”。由此不难理解，大学是学问家研究学问和追求真理的地方，更是大学问家所在的地方。一所大学如果少了大学问家那还能叫大学吗？正因此，大学必然是招揽学问家的地方，只有有了各种各样的人才，有了撑起大学科学研究实力和精神的大师，大学才有能力走向一流。目前，较为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有两点：一是拥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教授队伍，二是有一套支持教授队伍培养人才、进行尖端科学研究的制度。
我国大学办学受体制因素影响，行政级别对大学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用改革发展的眼光看，大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才而非行政级别。如何招揽人才，如何拥有具有创新能力和团队精神的教授队伍，对大学发展至关重要。大学校长要放下官架子，主动把自己的行为规范在大学章程里，充分尊重学术人才和技术人才，甘愿蹲下身子为他们全心全意服务，用心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用制度保障他们的学术活动和技术研究活动自尊、自主、自律，让他们毫无顾虑地继承、研究和创新。
大凡对中国大学发展感兴趣的人一定知道，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先生在他的就职演讲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之后，梅贻琦先生千方百计广招人才，使清华园内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有效地推动了清华学术和教育的进步。这段历史，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后来者这样一个真理：大学者，乃吸纳大学问者之所在也。也就是说，大学本身不只是一个行政机构所在，它必须充满发现和创新的气味，彰显大学的文化精神气质和独立人格品质。如果大学总是充斥着官场气息，官僚当道，官本位盛行，大家千篇一律地念行政化的经，哪里还会有真大学？如果大学官本位意识盛行，弄得搞学问的不如当官的，教授不如处长，大师总是低部级副部级、局级副局级的校长一头，还会有真正的教授治学吗？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点认识：其一，大学校长要主动步入大学章程的规范，主动脱离学术事务——要像华中师大校长马敏那样带领5名校领导退出校学术委员会，以便先去掉行政力量对学术组织的影响。其二，大学需要自己的学术章程，学术章程要设立组织领导学术活动的委员会——按照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具体有创意地自主建设。学术委员会组成人员要通过民主推荐方式产生，且全部由有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的教授组成。委员会的工作要有科学合理的程序性规定，责、权、利、处罚规定要非常明晰。要通过赋权，分工负责，抓大学的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教师评聘、学风建设等事关学术建设和发展的学术大事小事，积极探索学术管理彻底去行政化、依法治校、教授治校、学术创新的现代大学学术发展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