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秦朝（国），“不孝”是一桩大罪，公子扶苏因此罪自杀。
据史籍记载，秦始皇车裂“假父”嫪毐，迁太后于咸阳宫，曾遭到齐人茅焦的批评：“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迁母咸阳，有不孝之行”，始皇不得已，“乃自迎太后归咸阳”。
始皇死后，赵高矫诏令扶苏自杀，伪诏也是以扶苏不孝为罪名：“(扶苏)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
2、在秦朝（国），针对“不孝罪”的刑罚雷厉风行。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记载：
“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
大意是：
“问：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免老)告发儿子不孝，请求判处其死刑，应该执行‘三环’(一种具体涵义尚存争议的法律复核/宽宥程序)的程序吗?答：不应该执行，应赶快将他抓起来，别让他跑了。”
3、在秦朝（国），针对“不孝罪”的具体刑罚，常以被告父母的意见为准。
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记载：
“士五 (伍) 咸阳才(在) 某里曰丙 ，坐父甲谒鋈其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 ,论之。迁丙如甲告，以律包。今鋈丙足，令吏徒将传及恒书—封诣令史，可受代吏徒，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处，以律食。”
大意是：
“士伍咸阳某里人丙，因其父甲请求将他断足，流放蜀郡边远县分，叫他终生不得离流放地点而定罪，按甲所告将丙流放，并依法命其家属同往。现将丙断足，命吏和徒隶携带通行凭证及恒书一封送交令史，请更换吏和徒隶，逐县解送到成都，到成都将恒书上交太守，依法给予饭食。”
“以法治孝”乃是缘木求鱼商鞅曾把礼乐、诗书、良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列为毒害国家的“六虱”。认为国家要想强盛，须铲除仁义、和平、善良、孝悌;只有杜绝“六虱”，兵民才会争相乐于被国君所用。
秦朝(国)之所以逆商鞅之说而行，将“孝”这一伦理问题上升为法律问题，使用国家机器强制推广，有着很特殊的原因和目的。
为强化国家对民众的控制，以汲取更多的资源，商鞅用律法破坏了秦国原有的聚族而居的传统——“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家中有两个男丁而不分家者，田赋加倍征收。结果导致大家庭消亡，原子化的小家庭大量出现。
此种变化，产生了两大后果：1、原子化小家庭面对国家机器(比如基层之吏及其所属机构)时，严重缺乏抵抗能力。2、商鞅推崇“民愚则易治也”、“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主张“国富而贫治”，认为让国家富有、让民众保持贫穷，才是真正的强国之道。诸多原子化家庭处于贫困线上下，会很自然地减少（乃至取消）对父母所在家庭的接济，进而导致秦人的家庭伦理迅速堕落。
对于第二大后果，西汉初年的政论家贾谊，曾有过形象的描述：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嶹，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而轻简父母也，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大意是：
“自商鞅变法，抛弃礼义、仁恩，一门心思集中于耕战进取，不过两年时间，秦国的社会风俗就坏掉了。秦人家庭富有，儿子长大后就分家单过;家庭贫穷，儿子长大后就入赘他家。借给父亲一柄耕具，会流露出恩赐的表情;母亲拿了簸箕笤帚，就站在那里斥责。给孩子哺乳，不回避公公;媳妇与婆婆不睦，就反唇相讥。一方面慈爱孩子贪图利益，一方面轻忽简慢自己的父母，这种行为与禽兽已没多少区别。”
汉初的另一位政论家贾山，也明确告诫汉文帝：秦有一大弊政，乃是“亡(无)养老之义”，汉不可重蹈覆辙。
当然，秦国(朝)并非不知道养老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问题在于：愿意/能够承担该项责任的正常家庭（聚族而居/藏富于民），已被朝廷之变法所拆散（原子化小家庭/国富民贫）；而朝廷又无意承担该项责任（贾山所谓的“无养老之义”）。将孝道写入秦律，就成了强迫这些贫弱的原子化家庭，重新承担起整个社会的“养老责任”的一种武器。
这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
“孝”是一种伦理道德，但一个社会没有了“孝”的风气，绝不会只是伦理方面的问题，也绝非单靠“提高民众素质”所能解决。秦人“不孝”的根本原因，在于秦制，在于其弱民、贫民政策。不改变这种政策，反寄望于用法律手段强制秦人“尽孝”，进而维持社会稳定，实属缘木求鱼。
事实上，尽管秦法严苛，但秦人“不孝”的风俗，直到汉初仍未有改观。
按贾谊的描述：“今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弃礼义，捐廉耻日甚……今其甚者杀父兄”——汉继承了秦不讲礼义、捐弃廉耻的旧俗，而且变本加厉，不但不赡养父兄，甚至还有杀害父兄的事情发生。贾谊当然不可能当着汉文帝，恶意贬低其治下的社会道德水准。秦王朝的“以法治孝”没有成效，在汉代政论家眼中，成了笑话与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