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江山殊为不易，守住江山，并将它带向繁荣与昌盛则更为艰辛。古代思想家在这个方面有过成功的经验总结，古代政治家也有过成功的政治实践。从这个角度去审视历史，是史学工作者的职责之一。——作者
西汉王朝在经历了高祖、惠帝、吕后之后，进入了文帝、景帝统治时期。在这个时期，西汉社会出现了一个和平稳定的阶段，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与发展，因而被后世称为“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出现的第一个盛世。东汉的班固全面考察了文、景二帝时代的历史后，在《汉书》中深情地写到：“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而距离这个时代并不遥远，甚至亲身经历了这个时代的司马迁父子也同样感叹文景二帝：“德至盛也”。的确，“文景之治”不仅使自战国以来战乱连绵的社会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使那个时代的黎民百姓获得暂时安宁，更重要的是，它表明迈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形态后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在经历了秦速亡的历史过程后，已经善于反省并总结历史教训，适时调整统治策略，以维护整个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清静无为”：历史关头的正确选择
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需要统治者制定一条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治国方略。“文景之治”局面的产生，与汉初几十年坚持贯彻“清静无为”的政治路线紧密相联。建立西汉王朝的刘邦及其功臣集团，大多为秦代的低层小吏，文化程度不高，特别是刘邦本人，不仅对“文能治国”的道理毫无所知，而且身上还带有许多下层社会的流氓气息。继续用武力治理打下来的江山，是他建国之初的指导思想。《史记·陆贾列传》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听了陆贾的言论，刘邦深有感触，命他总结秦及其他“古成败之国”的经验教训，写成了著名的《新语》一书。对秦速亡的历史进行总结在汉初固然不只是陆贾一人，刘邦也不会仅仅因为陆贾的一番话就完全改变他的整个思想。但是，这段记载表明，汉初君臣也都在思考如何不重蹈秦王朝的覆辙。刘邦本人虽然文化素质不高，却不失为一代英才。善于适时调整策略本是他取得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放弃“马上”治天下的思想，正是他作为一个地主阶级领袖人物顺应时代潮流的英明之处。把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分开也表明封建统治阶级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他们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反映。
当然，在刘邦统治的数年里，汉王朝为巩固政权而东征西讨，无暇顾及更多，“清静无为”的思想仅仅是一个萌芽而已。继之而起的惠帝、吕后时代，“清静无为”才成为治国的总体思想，而文景二帝更是将这一理论推到极致。后世将这几十年持续相沿的政治思想及其产生的结果归结为“黄老”哲学的影响。所谓“黄老”是指先秦时代道家所推崇的“黄帝”与“老庄”，以《道德经》和《庄子》为代表。
“黄帝之学”与“老庄”学说总体上都是强调“虚”、“因”、“静”，即要求统治者在政治上“清静无为”，“无为而治”。当然二者也有不同之处，“黄帝之学”在强调无为的同时，也十分强调“刑”、“德”并用，是将原始道教学说中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加以延伸的结果。所以“黄老”政治的实行并不是消极的“无为”，而是一种统治策略的选择。在汉初的思想界和统治集团内部，一批鼓吹道家思想的人最终获得了皇权的认同，并使这个思想付诸实际政治过程，这无疑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
对政治统治方式的干预在汉初并不仅仅是道家一个学派，提出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陆贾，其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范畴，他同样也主张“无为”而治，说明儒家也在“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积极改变原始儒学中迂腐的部分，并与现实政治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清静无为”政治路线的选择，不能完全归结为道家思想的影响，而是汉初统治者根据当时社会现实所做出的历史抉择，代表了社会大众的普遍要求。秦的暴政及战国以来的社会动荡不安是这种要求产生的直接社会基础，但普遍的社会要求并不能自动演化为现实统治者的正确思想。秦统一后的社会也是希望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但统治者没有顺应民意。暴政导致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王朝迅速灭亡。秦暴政的历史惯性在汉初依然存在，整个官僚队伍的素质与秦代没有大的差异，汉高祖对各级官吏“背公立私”提出过严厉批评。汉文帝策问晁错的题目即是：“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著名政治家贾谊指出：“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所以汉初统治者选择顺应社会的治国方针，是整个统治集团政策的重大调整，决不是消极的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