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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顺帝“八使出巡”的反腐戏

八使犹如后世的钦差大臣,也仿佛现代的中央特派大员。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大举措,史称“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八俊”,朝野翘首引领,期望值相当高。

自东汉中期起,外戚宦官与清流官僚构成左右朝政的三大集团。吕思勉指出:

“汉朝时候的社会,本不及后世的平等。它的原因,是由于(一)政治上阶级的不平,(二)经济上分配的不平。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倘使政治清明,也还可以敷衍目前,为‘非根本的救济’;却是后汉时代,掌握权柄的不是宦官就是外戚。”

我们不能将三大集团统斥为一丘之貉,以一句“统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权斗”抹杀所有是非。毫无疑问,外戚宦官代表着王室,是统治阶级中最腐朽的特殊集团;而清流官僚代表着文治政府(按钱穆之见,汉武帝以来文治政府开始脱离王室而独立,是政治制度的一大进步),力图还国家民众一个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东汉和帝以降,倚恃君主好恶的左右摆动,外戚宦官两大集团轮番控制朝局。但不论哪个集团上台,重用的都是自己人。区别仅仅在于,外戚倚重的是娘家叔伯兄弟及其党羽,宦官集团起用的是惟命是从的鹰犬死党。这样的政局哪会清明!而黑暗腐败的中央政治,总是勾结地方上贪墨官吏与不法豪强,鱼肉当地民间的弱势群体。吕思勉这样概述当时情势道:“中央的政治一不清明,各处郡县都布满了贪墨的官;各处郡县都布满了贪墨的官,各处的土豪,就都得法起来。那么,真不啻布百万虎狼于民间了。”且以顺帝朝为例,以张婴为首领,聚众万余人,在扬州、徐州之间(今江苏南部)长期“寇乱”。这一群体性事件的真正起因,是那些弱体群体“不堪侵枉,遂复相聚偷生,若鱼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须臾”。

且说汉顺帝11岁即位,成年后立侍中梁商之女为皇后,不久,就拜梁商为大将军,其子梁冀为京城最高长官河南尹。梁商还算安分,梁冀却“居职多纵暴非法”,竟公然“遣人于道刺杀”告发他的洛阳令吕放,还目无国法,“尽灭其宗亲、宾客百余人”。梁商一死,顺帝就命梁冀接替他老爸的大将军之职,还让梁冀之弟梁不疑代为河南尹,梁氏兄弟成了专横跋扈的官二代。继和帝朝的窦氏、殇帝朝的邓氏以后,梁氏外戚集团掌控了朝政大权,而且为恶更烈。

按吕思勉的说法:“凡是一种特殊阶级,不到他应当灭亡的时候,无论他怎样作恶,人家总只怪着阶级里的人,并不怪着阶级的本身。这是社会的觉悟,有一定的限度”。然而到东汉中叶,人们已普遍觉悟,把朝政贪腐污浊的总根子指向外戚宦官这样的“特殊阶层”。在推动社会觉醒上,清流名士的大声疾呼与殊死抗争起着积极的作用;而他们向外戚宦官的斗争,就具有历史正能量的作用。

史称,顺帝“委纵宦官,有识危心”。皇帝有危机感,固然值得肯定,但放纵宦官来夺回外戚的权力,无异引虎驱狼,则是绝对昏招。汉安元年(142年),顺帝也认识到有必要在地方上惩治贪腐,整肃纲纪,便亲选八位“素有威名者”,分行天下。八使犹如后世的钦差大臣,也仿佛现代的中央特派大员。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大举措,史称“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八俊”,朝野翘首引领,期望值相当高。据《后汉书·顺帝纪》载:“遣侍中杜乔、光禄大夫周举、守光禄大夫郭遵、冯羡、栾巴、张纲、周栩、刘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风化,举实臧否。”《后汉书》对他们承担的两大使命交代得比较原则,对照其他史书便相对清楚。所谓“班宣风化”,据司马彪《续汉书》,就是“其有清忠惠利,为百姓所安,宜表异者,皆以状上”,也即树立正面的榜样力量。而所谓“举实臧否”,据《资治通鉴》,就是“其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说得浅显点,出使者倘若查访到贪墨的官员,凡是州刺史与郡守级别的方面大吏,必须以驿马快递上报给朝廷惩处;至于县级官员,有权直接将他们就地法办。不言自明,“举实臧否”,即惩治贪腐的地方官,才是朝廷派遣大员出使的真实用意。这些使者都是“耆儒知名,多历显位”,官衔也都不小,光禄大夫是九卿之一光禄勋的副职,相当于当时的副部级待遇,由此足见汉顺帝的惩贪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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