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载，正因为王莽自我陶醉、自我膨胀式的“拍脑袋”改制，不仅把自己装了进去，还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成了政坛流星，死得也特别惨烈，始料不及。
史料显示，尽管王莽曾给当时和各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和贫民以实际利益，受到很多人的拥戴，甚至于他被汉哀帝“雪藏”之时，还有很多人上街游行要求他复出，不过当时反对他的也不少，尤其是一些骨头硬的名臣和被他排挤的刘氏宗室子弟。比如新都相孔休就曾拒绝做他的国师，大司空彭宣、王崇以及光禄大夫龚胜、太中大夫邴汉等人也曾有意辞职。
鉴于此，王莽除了大力扶植亲信，亲自提拔了395人做官，还大力打击刘汉势力，废黜了刘氏宗族诸侯王32人，王子侯更是达到181人，打击面不可谓不大。刘氏宗室再后知后觉，也看出了王莽篡汉的狼子野心，所以更是走向了王莽的对立面，起兵反莽那是必然。
而这此中，安众侯刘崇以及东郡太守翟义的倒莽义举，影响巨大，虽然都被王莽打压下去，但反莽运动却风起云涌，方兴未艾。
居摄三年(公元8年)九月，期门郎张充等六人计划劫杀王莽，拥立楚王，东窗事发事发后被诛。即使是王莽篡汉成功之后，反莽浪潮也没遏止。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四月，徐乡侯刘快聚集数千人起兵，真定人刘都也密谋举兵造反，都被扑灭。这些反莽起义，规模虽然难与后来的绿林、赤眉军相提，甚至力量相当薄弱，且也被很快打压下去，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仅鼓起了刘秀南阳豪强的反莽雄心，也让下层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动成常态化，可谓是此伏彼起，层出不穷，沉重打击了新朝的残暴统治。
按照某些历史研究者的说法，如果王莽从建立新朝到死去的十五年间，不那么作大，极尽表演之能事，而是好好治理天下，真正关心民间疾苦，那么曾经很有群众基础的他(不管是不是骗来的)，“还是很有机会成为一个好君王”，而不是成为一个万人唾骂的“大奸臣”，一个短命王朝的“政坛流星”(尽管十五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被后世嗤之以鼻。
只是王莽身上背负着西汉积聚下来的太多原罪，新朝想靠其“借尸还魂”完全是一种异想天开的奢望。尤其是西汉末年的严重土地兼并以及流民问题，社会经济及社会矛盾已经积重难返，日益尖锐，不可调和。王莽注定也陷入了“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的历史怪圈，而王莽不经大脑的食古不化，托古改制，更是“水土不服”，迅速引爆各种痼疾，加速了新朝的灭亡进程。
史料显示，王莽改制不仅没有解决西汉末年以来的严重土地兼并及流民问题，不努力实行休养生息，相反由于他头脑发热，执行错误的民族政策，甚至兴师动众讨伐匈奴和周边少数民族，更是让国内经济雪上加霜，加重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还造成了民众的重大伤亡，出现了士卒饥疫、土地荒芜、物价飞涨的局面，天灾人祸更是让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甚至到了“人相食”的惨状。而此时国库被王莽折腾得十分虚空，他也没办法再表演“推恩”场景了，索性就派人教流落关中的饥民“煮木为酪”，与后世那个叫饥民“食肉糜”的弱智晋惠帝司马衷何其相似乃尔。连锅都揭不开了，反也死不反也死，农民大起义便水到渠成。
总之，经过最初的激烈折腾又效果甚微，加上中后期王莽为了巩固政权需要，而加大政治管控力度，更是弄得民怨沸腾，纷纷揭竿而起。
史载，从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各地百姓苦于新莽政权频繁徭役相继流亡为盗贼开始，此后几乎每年都爆发农民起义。天凤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代郡数千人造反;天凤四年(公元17年)， 天下更加动荡不安，盗贼并起，瓜田仪在会稽长洲(江苏苏州)率众起义，坚持了数年之久。同年，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女领袖吕母，为子报仇的她处死县宰，势力曾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天凤五年(公元18年)，东海人力子都也率众起义，队伍数万。
此时，南北方都群起响应，南方义军人数不等，少则几千，多则数万、数十万;而北方也出现数十支起义军，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铜马部、青犊部、城头子路部等。甚至在统治中心的国都附近的“三辅”地区，小股起义也不可胜数，让王莽焦头烂额。为了应付如此恶劣管控形势，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不得不设置捕盗都尉官，以策长安治安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