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三大战役各有各的历史价值：官渡之战成就了曹操，使其有了一统河山的可能;赤壁之战则彻底碾碎了这种可能，初步架构了三国鼎立之格局;随着夷陵之战(或叫猇亭之战)刘备的惨败，三方均元气大伤，谁也奈何不了谁，三国博弈的历史才真正开始。
正史上，官渡之战爆发于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
在这之前的199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威势大增;袁绍兼并公孙瓒，得了幽、冀、青、并四州，雄踞河北，意欲南向以争天下。斯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进攻许都，序幕由此拉开。
次年正月，双方在官渡一带展开了长达八九个月你死我活的大会战。结果，曹操以区区两万疲惫之师(一说三万)力克袁绍，“乘胜席卷，将清河朔”，将北方之地尽收囊中，完成了地区统一。
就《三国演义》的叙述而言，官渡之战这个桥段并不如赤壁之战写得精彩，但其中的胜败原因，特别是双方主要领导人的驭臣之术及其产生的迥异后果，足以让我们不必亲历刀光剑影，也能从中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尽管当时后世学人多有总结，唯其“多有总结”，才更值得我们去重视。
那么，袁绍为何会输?他到底输在哪儿?
不懂因时乘势，错失良机。
在权术设计中，应当充分考虑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等诸多环境因素，也只有这样，权术才能得到真正的实施。这个不难理解吧?好比百姓深受洪涝之苦，政府乘机启动水利项目，民众自然不会反对。这就叫因时乘势。
袁绍的败因，正始于不懂得这一点。
官渡之战前，曹操兵发徐州攻刘备，田丰建议袁绍偷袭许昌(“举军而袭其后”)，这无疑是个非常正确的策略，但袁绍以儿子生病为由加以拒绝。等曹操回师，奇袭许都的时机已失，袁绍却开始兴师动众讨伐曹操了。田丰通过分析双方兵力部署优劣，认为曹军粮食不足，建议用持久战跟曹操拼消耗，袁绍又不予采纳，还把田丰关了起来。
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总感觉袁绍不是个正常人，用现在的时髦词儿来形容，属“自愿精神病”。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曾提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这个评价太客气了。诸葛所谓的“人谋”，当指战略、智慧而言。袁绍手下不缺智囊，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田丰、沮授等，都是有名的智士。可是外脑再多又有何用?领导不懂变通，一意孤行，跟神经病似的，焉能不惨败?
回到现实中，如今各地城管几成众矢之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领导该如何因时乘势的运用权术?窃以为不外乎两点：一是切实妥善的改变执法作风，用事实左右舆论，而不是被舆论牵着鼻子走;二是要在扭转形象上多下功夫，许多危机公关的成功案例，都是因时乘势的结果。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地方城管执法部门已经在这么做，希望坚持下去。
轻忽作用目标，输于沟通。
权术的作用目标是人，正确的沟通方式是第一位的。
当袁绍南下，曹操曾聚集文武商议对策，孔融和荀彧之间的一段论辩特别引人注目。孔融：“袁绍势大，不可与战，只可与和。”荀彧曰：“袁绍无用之人，何必议和?”孔融：“袁绍士广民强。其部下如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皆智谋之士;田丰、沮授皆忠臣也……何谓绍为无用之人乎?”荀彧笑曰：“……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纵有百万，何足道哉!”孔融默然。
荀彧原来就是从袁绍阵营投奔过来的，对袁营的情况最了解。其后袁绍阵营发生的一连串内讧，果然验证了他的判断：田丰在大战前因直言忠谏被下狱，最终受逢纪谗言而死;审配在军情紧急之际，将许攸子侄收捕下狱，逼许攸临阵叛逃曹营;郭图用谗言逼走了袁绍手下大将张郃与高览。
实际上，战事相持到十月，曹营已经绝粮，必须向后方的许昌紧急求援。但许攸一反叛，向曹操献计火烧乌巢，整个战局随之翻盘，急转直下。
这是官渡之战胜败的关键所在。
推原论始，袁绍的军事失败，显然是权术的作用目标出错了，人事上出了问题。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性格、喜好、弱点、工作作风等都不尽相同，区别是天上地下的。因而从组织运作的观点来看，作为领导人在权术的设计使用过程中，应当考虑到每个作用目标的特征和特点，采取合适的沟通方式加以团结捆绑，才能使团队运作不至于失灵。曹操的头号智囊郭嘉说袁绍“外宽内忌、多谋少决”、“听谗惑乱、是非混淆”。可谓一针见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