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鲁政权以其政教合一的独特性而倍受学界关注，但以往的成果多集中在张鲁政权及五斗米道的孤立性研究方面，而忽视了张鲁政权在汉末三国初年西部政局变化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有鉴于此，笔者不敏，试作探讨，请方家指正。
一、张鲁政权是东汉末年西北与西南隔绝的产物
黄巾大起义之后，东汉政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外戚何进(何太后兄，少帝舅父)以大将军秉政，采纳袁绍的建议，为了诛杀宦官，允许董卓率领的西北军进入国都洛阳。袁绍等人刚消灭宦官势力，董卓的西北军就开进了洛阳城，东汉王朝的大权落到董卓手里。董卓得政之后，为了巩固政权，拉拢人才，也曾起用当时著名的“党锢”中人物荀爽、陈纪、韩融等为公卿，以韩馥、刘岱、张邀等人担任刺史、太守。但是由于董卓轻率废杀何太后、少帝，立刘协为皇帝(献帝)，纵容部下烧杀淫掠，引起了士大夫官僚的普遍不满，因此他所任命的山东牧守，全都起来反对他，推袁绍为盟主，共同声讨董卓，拉开了关东与关西军阀混战的序幕。“卓以山东豪杰并起，恐惧不宁。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长安。焚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卓至西京，为太师，号曰尚父。”董卓在长安专权跋启，擅杀大臣，以立威信，朝廷内外，人人自危。司徒王允串通董卓部将吕布等杀了董卓，关东军阀失去了进攻的目标，作鸟兽散;关西军阀群龙无首，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卓死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卓部将李措等，“放兵劫略，攻到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吱食略尽。”“强者四散，蔽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
西北地区战火纷飞、腥风血雨之际，西南地区却相对宁静。在东汉王朝的大厦将倾之时，一部分朝廷中的达官显贵为了自保都想到边远州郡去做宫，图谋割据地盘，独霸一方，宗室刘焉就是其中的代表。刘焉见汉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议言:“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于是，“焉内求州牧以避世难。侍中广汉董扶私于焉曰:‘京都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惑之，意在益州。会刺史河南邃俭赋敛繁扰，流言远闻，而并州杀刺史张壹，凉州杀刺史耿鄙，焉议得行。汉帝将征俭加刑，以焉为监军使，寻领益州牧。董扶亦求为蜀(郡西部属国)都尉。太仓令巴郡赵题去官，从焉来西。”这样，跟随刘焉入川的亲戚故旧，形成了一个以刘焉为核心的政治集团。随着北方的战乱，“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东州兵则成为刘焉父子割据西南的主要军事力量。此时，益州境内并不太平，马相自号黄巾，在绵竹起兵，一二曰得数千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自称天子，众以万数。镇压了马相起义之后，刘焉集团与益州土著豪强的矛盾又尖锐起。“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托以它事，杀州中豪强十余人，士民皆怨。初平二年，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并反，攻焉。焉击破，皆杀之，自此意气渐盛。”
秦汉王朝强盛的关键是秦蜀一体、西北与西南密不可分的一体化，但汉末不仅西北与西南裂解，而且西北与西南内部战伐相连，动荡不安。这样，地处大西北与大西南之间、“四塞险固”、“财富土沃”的汉中，就成为割据自雄的佳境。张鲁就在此时登上了历史舞台。《后汉书·刘焉传》云:“沛人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遂任鲁以为督义司马，遂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杀使者。鲁既得汉中，遂复杀张修而并其众。”这段史料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张鲁利用刘焉割据益州的企图，一步一步的实现着自己的愿望。张鲁“断绝斜谷”，就是切断了沟通西北、西南的官释大道—“褒斜道”.隔梦了西北与西南的联系。为其割抿汉中创浩条件.对东汉宋年的西部对局产牛了深刻影响。朝廷任命的官员被拒之于千里之外。《三国志·荀攸传》云:董卓被杀后，“荀攸以蜀汉险固，人民殷盛，乃求为蜀郡太守，道绝不得至，驻荆州。”(三国志·卫凯传》:“太祖征袁绍，而刘表为绍援，关中诸将又中立。益州牧刘璋与表有隙，凯以治书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缀袁军。至长安，道路不通，凯不得进，遂留镇关中。”当曹操准备出兵关陇、进攻张鲁时，卫凯曾提醒说:“若以兵入关中，当讨张鲁，鲁在深山，道径不通。”而曹操本人也对征讨时道路的艰险心有余悸。孙资对魏文帝曹王说:“昔武皇帝征南郑，取张鲁，
阳平之役，危而后济。又自往拔出夏侯渊军，数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险，喜出渊军也。”
由此可见，在汉末社会动荡之时，朝廷无暇西顾，而西部又是多事之秋。以关中盆地为核心的西北和以四川盆地为核心的西南又各自封闭割据，介于二者之间相对闭塞的汉中盆地，在张鲁断绝褒斜道之后，就自然成为割据自雄的天堂。“是时，刘璋据益州，张鲁据汉中，韩遂据凉州，宋建据鬍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