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虽然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但人们在精神上却非常自由、思想不受约束，可无所不言，因而形成了一个富于艺术气质的特殊时期。当时的政坛风云人物曹操及子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垄断文坛，他们的作品气盛词壮，高扬政治理想，展示着强烈的个性，诗词风格豪迈激昂，苍劲悲凉，刚健俊爽,既反映时势纷乱、平民流离失所等社会问题，又表达了期盼建功立业，国家统一的美好愿望，这就是被后人尊为典范的建安风骨。
建安时代是五言诗的成熟时期，文人学士多以五言为主要诗体，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不可否认，才华横溢的曹氏父子累积了建安文学的高度。
曹操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君王性格，霸气纵横，所谓文如其人，“沉雄俊爽，时露霸气”(沈德潜《古诗源》)，早期的作品《嵩里行》和《薤露行》为姊妹篇，乐府诗题，诗人用愤激之语，述说汉末动乱，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白骨横于野,千里无人烟”，看着百姓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诗人忧虑到“断人肠”，表达了深深的悲悼之意。《苦寒行》则是一首征夫诗，曹操率兵亲征时所写，诗的格调悲凉，回荡着一股沉郁之气，当时的操仕途不得意，诗中描写了委曲如肠的弯弯坂道、风雪交加的漫漫征途、食宿无依的茫茫困境......借诗寓意，可见对艰难的军旅生活深感厌倦。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曹操的四言诗，尤其是《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苦短，觥筹交错的背后却是诗人内心的忧愁，借酒亦不能消愁，“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渴望吸纳栋梁之才、建功立业的宏图大愿非常明显。此诗言志与抒情结合，似断似续，低回沉郁，多次引用《诗经》中的成句，表达了曹操对贤才的期待和礼遇。读来虽然深沉忧叹，但诗中精神是积极进取的，感情慷慨激昂，给人以鼓舞和力量。还有他的《步出夏门行》和《善哉行》等诗歌，文辞错落有致，简单易懂，精彩自生，偶有善感多愁，但都透露着英气俊健，看似悲戚，却并不是颓废，“其诗豪迈纵横，笼罩一世”，诗人以政治家的气度书写了他的广阔胸襟和远大抱负。
曹丕好文学，虽身居要位，并不废业。著有名作《典论》及诗赋百余篇。《典论》是最早的汉族文艺理论批评专著，“它论述了文学批评的态度、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文体的区分、文学的价值等颇为重要的问题。”是汉魏文学史上重要的文献。“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儒家古有“三不朽”之说，其一为"立言"(《左传》)。把文学提高到与传统经典相等的地位，这对文学的兴盛，当然是有意义的。如果说，曹操的诗，是政治家的诗，而曹丕的诗，完全是诗人的作品，并无帝王的刚劲，反而情思婉约，纤巧细腻，以写爱恨愁，相思别为主题。《秋胡行》：“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嘉肴不尝，旨酒停杯。”世间情字最伤，佳人爽约，诗人苦闷，全篇笼罩着浓浓的的失落感。
《燕歌行》和当时流行的五言诗体不大同类，为七言，是今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笔致委婉，清俊流畅，感情缠绵，景与情的描写巧妙交融。“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深闺寂寞，把一个独守空房的女子思念丈夫的情怀表达的惟妙惟肖。曹丕也有比较潇洒的诗，《善哉性》：“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汤汤川流，中有行舟。随波转薄，有似客游。策我良马，被我轻裘。”军旅虽多艰辛，既然如此，也不必自苦了，人生若寄，先及时行乐好了。既然遗传了父亲基因，也很是洒脱的。
曹植从小聪慧异常，十岁出头，就能诵读《诗经》、《论语》及先秦两汉辞赋。他反应机敏，谈锋健锐，才大思丽，世称绣虎。《南史·谢灵运传》：“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作为山水诗鼻祖，谢灵运为人清狂，恃才傲物，却点赞曹植才高八斗，对其由衷的折服。早年的曹植也深得父亲的赏识和宠爱，欲被立为太子。但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三国志·陈思王传》)，终未能得立。智商很高，情商不易做领导，是个纯粹的诗人而已。《诗品》以“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来形容他诗歌的艺术风格。“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