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定须在现实环境现实要求下生长，制度决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者。唯此种现实中所产生之此项制度，则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论与精神。理论是此种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汉代的监察权由副丞相承担，其监察范围由中央到地方。唐代的监察权从相权中独立出来，范围只涉及地方。虽然如此，其制约皇权、督查百官的权力制约思想没有变，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的现实政治土壤也没有变。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源远流长，主要有御史制度和谏官制度构成，其中御史制度是其主干内容。御史制度发源于秦汉，定型于隋唐，完善于明清，影响至现代。
唐太宗十分重视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龄裁并冗员，派李靖等13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吏治；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一时政治清明。在唐太宗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官吏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大大下降；尤为可贵的是，唐太宗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遏制贪腐，而是以身示范并制定完善的监察制度来预防贪腐。
唐玄宗年间，唐朝进入了鼎盛时期，当时的监察制度也得到空前发展。御史台发展出殿院、台院、察院。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其职责主要是“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台院设侍御史6人，职掌是纠举百察，推鞫狱讼、入阁承诏、推荐、弹劾等事。具体职能为：“一曰奏弹，二曰三司，三曰西推，四曰东推，五曰赃赎，六曰理匦。”殿院设殿中侍御史9人，其监察对象主要是殿廷之内百官的活动，以维护朝廷礼仪秩序。察院设监察御史15人，职掌是分察百官，巡按州县。其具体职责及分工为：第一，以六条巡按州县；诸道之屯田、铸钱事宜则审功纠过；岭南及黔州府选补，派员监察其得失。第二，派员监察太仓、左藏库出纳，后改为殿中侍御史之责；与中书舍人、金吾将军监决囚徒。第三，派员监察京都忌斋，祀祠庙亭，有不修不敬者则劾之；百官朝射、宴会有不修礼仪者则纠之，朝廷有不肃者也纠之。第四，尚书省有会议派员监其过谬，又派员监察尚书省六部。第五，检校两京馆驿，称馆驿使。第六，以监察御史监军，称监军使。由此可见，唐代的御史制度已经非常完备。首先是组织系统完备，御史台完全独立于三省六部等行政机构，可以对中央和地方的百官进行监察。其次是监察机构法定化，御史台和三院的运行依据是《唐六典》，该法详细规定了御史台的员额、品级、权限及其与其他机关的关系。同时集传统法典之大成的《唐律疏议》成为御史履行职责、纠察犯罪、弹劾百官的主要法律依据，使御史弹劾过程有法可依。在监察御史外出巡察时，唐代也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巡视法规，即《巡察六条》。唐六条比汉六条、隋六条的范围还要广泛。唐初，监察御史仍按汉代《六条问事》进行纠弹。武则天时尚书侍郎韦方质奉旨修订监察州县的四十八法，实行十年后，以其繁琐难以执行而中止。唐玄宗开元年间，增改全国为十五个监察区，并将唐中宗时期察郡的六条定例发展为《六察法》，具体如下：其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其三，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其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藏器晦迹，应时行用；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贪弱冤苦不解自申者。监察御史以此六条巡察全国州县，遇有非法行为，便予以纠察。
一是不避权贵。唐初曾经在数次战斗危险中保护过李世民性命的左卫将军丘行恭就因“与兄争葬母”被御史弹劾受到“除名”处分；唐初名臣房玄龄、魏征、温彦博、李靖也因“军令无法”被御史弹劾；高宗时期曾担任中书令的褚遂良则因“贱买土地”被弹劾；武则天时期内宠张易之、张昌宗则因“赃赂、谋为不轨”等事被御史中丞宋璟等人弹劾下狱处置；玄宗时期，京兆尹崔日知因“坐赃”被御史李如璧弹劾贬职；奸相李林甫也因“受赃及党争”被御史弹劾停相职。唐中后期宪宗年间，元稹出使东川，弹劾已故节度使严砺“擅增赋敛”，尽管此时严砺去世多年，但其下属判官3人、刺史12人均被连同弹劾而受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