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留学生虽然在唐朝受到优厚的待遇，但并不等于他们在唐朝有特权。相反，他们在唐朝的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唐朝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所以现代山东大学的“伴读”制度，在唐朝是不存在的。
唐朝是古代世界历史上中国社会地位最高的时代之一，那时候中国的皇帝被称为“天可汗”，奉行开放的国家政策，所以“万国来朝”。唐朝之所以社会地位高，是因为其国土的广大，经济的发达，军事上的一系列胜利，科学技术文化领域上的先进，让其他各国敬畏。古时虽是“朝贡体系”，但其他各国是真心服了，所以纷纷派遣人员来中国学习。而唐朝朝廷也拿出了大国气度，友好对待各国派来的留学生，致使长安成为国际性大都市。
留学费用大部全包，外国人享受幸福生活
唐朝的外国留学生，包括日本、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柬埔寨、安南、尼泊尔、缅甸、大食、波斯、印度、斯里兰卡等，史载“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入于国学之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太学诸生三千员，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入朝受业。”，许多外国留学生的名字见诸历史，如日本的小野妹子、阿倍仲麻侣(汉名晁衡)、橘逸势、半须贺雄、长岑高名、空海和尚、菅原清公、多治比县守、粟田真人、藤原清河、高阶远成、藤原不比等、伊吉博德、吉备真备、大和长冈、藤原葛野麻吕、朝野鹿取、道昭和尚、最澄和尚，新罗的崔致远、李同，大食人李彦升等，其中日本派来的最多，韩国其次。留学人员分为两种：一种是留学生，一种是留学僧。唐朝对这两种人员，吃、住、穿等基本生活费用由国家提供，免去了留学人员的生活之忧。
留学生学习的地方，叫国子监。留学人员也有一些自费项目。比如单独给老师的“学费”，这是本着尊师重教的象征意义来说的，从孔子那时候就留下了交“束修”的例。这笔钱不能由国家负担，因为要教导学生尊重你的老师，自然要自己拿出来意思意思。但这笔费用很少，象征性而已。另一部分费用是书本费，这个是自理的。古代的印刷术不像现代这样发达，书本的成本费是较高的，同时也表示对于知识的尊重，故由自己负担。还有就是自己的日常交际费用，喝个酒，旅个游，去青楼妓院喝个茶什么的，这个国家是不管的。历史记载新罗人李同到中国来留学，带来了纹银三百两，这是他留学九年的生活费用。
一般来说，外国人一踏入中国的土地，车船费用、吃住费用，是由国家相关部门负责管理的。他们在中国享受的待遇，是外宾待遇。在首都长安有一个部门叫鸿胪寺，专门负责外国留学生事务。天朝大国，做到这样，也算可以了。
专门设置宾贡进士，考试难度相对较小
国外的留学生，毕竟与中国本土的科举生水平不一样，因为所有的教学语言，都是汉语，就象我们现在去外国留学，必须先过外语关一样，唐朝时来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也得先过汉语关，否则是无法完成学业的。那时候的首都是长安，还没有推广普通话，所以外国留学生，必须先得学会一口地道的陕西话。有的外国留学生，因为没有学好唐朝普通话，而不能入学国子监，比如日本的半须贺雄和长岑高名，因为学习太差被国子监拒收，而另一位日本人橘逸势，因为没有学好唐朝普通话不能入太学，无奈自学成材(自己学习古琴去了)而青史留名。
国子监学习的内容，有六个专业：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其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是设门坎的，门坎是家庭背景，要求学生家庭背景依次是三品、五品、七品以上，虽然这有些不公平，但唐朝是从讲究门阀制度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过来的，那个时候是“九品中正制”，没有一定的家庭背景是不可能做官的。而后面的律学、书学、算学主要是一些专科技术，“理科专业”，研究自然科学的，没有门坎，成绩优秀的平民也可入学，你看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宋代大发明家毕升就是平民。可别小看这六门课程，内容涵盖了经文到时事政治、经济、制度、军事、法律、盐政、漕运、历史、数学、文字学诸方面，留学生们回国后，对其国内的官场制度、学制、田制、税制、兵役、法律、学术思想、文学作品、礼制、医学、书法、音乐工艺技术、饮食起居、风俗习惯等造成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影响尤甚。日本学士院院长山田三良博士就说过：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是同一种子在另一地方生长起来的。
这么复杂的学问，外国留学生学起来，当然会有一些难度的。为了帮助外国人过关，唐朝廷专门设置了一项针对外国留学生的考试制度——宾贡进士。这是唐穆宗时候发明的。宾贡进士制度根据外国留学生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在考试难度、录取方式、录取比例上实行“优惠”政策，与唐朝本土的“国子进士”、“乡贡进士”有很大不同。因为有了优惠政策，外国留学生除了一部分资质太差的以外，是可以通过学习过关的。
考试合格入朝为官，也可礼送回国效命
唐朝对于外国留学生毕业后的去向，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既可以在唐朝为官，又可以礼送回国，很自由的留学生政策。当然，也有的留学生，因为唐朝皇帝认为是人才，采取留用唐朝不放回国的。
外国留学生在唐朝为官的为数众多，比如日本人粟田真人当了武周朝的“司膳卿”，藤原清河当了玄宗朝的“特进秘书监”，高阶远成当了德宗朝的“中大夫试太子中允”，最有名的是阿倍仲麻吕，也就是那个叫晁衡的，与王维、李白等唐朝一流的诗人成为好朋友，一度想回国还遇到风暴没回去，结果在唐朝当了五十四年的官，成为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时期的“三朝元老”，活了七十三岁才在长安逝世，生前当过镇南都护，死后唐代宗还追赠他从二品潞州大都督的殊荣。
当然，更多的外国留学生还是选择学成归国，为所在的国家效力。日本人藤原不比等、粟田真人、伊吉博德从唐朝学成回国后，主持编定了日本法律《大宝律令》，吉备真备、大和长冈共同删定了日本法律《养老律令》，多治比县守、藤原葛野麻吕、朝野鹿取、菅原清公任等人学成归国后，都在日本政府担任了高官，影响了日本政局。日本高僧道昭和尚、最澄和尚、空海和尚等，都得益于在大唐的留学僧生活，回国后创建了日本的天台宗、真言宗，其中道诏和尚还是《西游记》中唐僧(唐玄奘)的得意弟子，将中国的法相宗传到日本，临回国唐僧还赠他舍利、经论和铛子等，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和阿倍仲麻侣比肩的新罗人崔致远是个大才子，他在新罗是个贵族，但来到唐朝后，由于久试不第，生活上遇到很大困难，乃至到了“席冷而窗风摆雪，笔干而砚水成冰”的地步，但他不怕困难，由奢入俭，终于依靠勤学苦读一举及第，先后担任唐朝的溧水县尉、侍御府内奉、都统巡官、承务郎、馆驿巡官等职务，以大唐三品官衔荣归新罗。崔致远回到新罗后，受到的待遇更为厚重，担任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职务，出守太山、富城二郡，死后被追谥“文昌侯”，成为新罗国的“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祖”，声望之隆，千古未有。
外国留学生虽然在唐朝受到优厚的待遇，但并不等于他们在唐朝有特权。相反，他们在唐朝的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唐朝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所以现代山东大学的“伴读”制度，在唐朝是不存在的。他们享受的优惠政策，只是天朝大国对他们的恩赐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