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士大夫精神?简而言之，士大夫精神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君子：有教养、有德行的人;固穷：安守贫穷。指君子能够安贫乐道，不失节操。北宋陈瓘就是这样的人。
陈瓘，字莹中，号了翁。北宋南剑州沙县(今属福建省)人，宋神宗元丰年间进士。史书说他：“性闲雅，与物无竞。见人之短，未尝面讦，但微示意，儆之而已。”陈瓘秉性淡定，不喜与人争名夺利，见到别人有缺点，从不当面直斥，让人难堪，而是巧妙婉转地点示，让人家自己觉悟而暗中改正，力图保全别人的脸面。但在朝廷上，陈瓘则是秉公直言，不畏权势，不顾私情友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位响当当的直谏之臣。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陈瓘出任越州通判。当时，大奸相蔡京的胞弟蔡卞为越州太守。蔡卞听说陈瓘很有才华，想收为已用，便多方加以笼络。陈瓘知道蔡卞心术不正，不与同流合污，多次以病为借口，要求辞官归隐。后来，陈瓘改任温州通判。北宋时期，朝廷沿袭唐代的职分田制，按内、外官和服务性质的不同，授予职官员八十亩到十二顷的职分田，以其租充作俸禄的一部分。陈瓘认为自己的职分田收入颇丰，只取其中一部分作为生活费用，其余充公。
宋哲宗亲政后，起用章惇为相，在其进京路上，当时任通判的陈瓘同众多官员一起夹道欢迎。章惇早就听说陈瓘的人品才干，便热情邀请他坐上自己的专车，虚心征询当前要务。陈瓘问：“天子待公为政，敢问何先?”章惇表示必欲除去司马光的党羽及其行政措施。陈瓘毫不客气地说：“公误矣。果尔，将失天下望。”章惇说，司马光毁弃王安石新法，另搞一套，乱政误国，是大奸臣。陈瓘毫无惧色，据理力争说：“不了解人的心迹，就怀疑人家的行为，是不可为的;没有罪证，就指责他人奸邪，盲目处治才是最大的误国。当今之急是消除朋党，公平持正，才可以救弊治国。”章惇虽然十分气愤，但也不得不佩服陈瓘的胆识和学识。陈瓘被任命为太学博士。
章惇初任宰相，夫人张氏病危，临终前再三嘱咐：“相公为相执政，千万不要恃权报怨。”(即“君作相，幸无抱怨。”)办完丧事，章惇仍悲悼不已，向陈瓘述说悼亡之痛，整日以泪洗面，未能忘情。陈瓘劝他说，与其徒劳悲伤，何如记取夫人最后话别之语?可惜章惇被党争对峙迷住了心窍，听不进亡妻和陈瓘的劝解，当政时一味把政敌往死里整，下手毫不留情，最终把自已整到了奸臣榜。
章惇、蔡卞当政，将司马光等人列为奸党，并欲将司马光著作《资治通鉴》毁版，抹去他的一切痕迹。时任太学博士的陈瓘，问主张毁书者，《资治通鉴》的序文难道不是宋神宗御笔亲制吗?神宗褒奖的大作，你们却要毁弃，这是继承先帝的遗志吗?由于他的巧妙问难，毁版计划被迫中途缀止。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宋徽宗即位后，陈瓘被任命为右正言，后又升为左司谏。陈瓘身为谏官，认为职责所在，不能不对朝政秉公进言。他对朋党之争深为痛绝。他在回答微宗询问时说：“做事应该持公正态度，顾及大体，不要抓住人家枝节小事不放，以其一点，攻击其余。尤其是作为谏官的更应该尊重事实，不要以自己的孤见寡闻来妖言惑众。”御史龚尖因弹劾蔡京误国，被蔡京一党驱逐出京。陈瓘不畏强权，挺身而出，严正陈词说：“绍圣以来七年间就有五次驱逐朝廷大臣的事件。被罢免放逐的都是蔡京不同政见的官员。今天又要驱逐龚尖，公理何在?”他公然上书奏请治蔡京等人结党营私，误国误民之罪。
他相继弹劾安惇、蔡卞、邢恕、章惇、蔡京、蹇序辰等，使这些人一度丢官外放。后来的历史证明，陈瓘纠弹的这几个人，个人品质都有问题，按照儒家伦理划分，均属“小人”得志范畴。
这年十月，陈瓘在朝廷担任权给事中。职务前加上权字，相当于现在的“代理”。当时的宰相曾布很想拉拢陈瓘，派人传语说，准备去掉“权”字，把他扶正。陈瓘对儿子陈正汇说：“我与宰相议事多有不合，现在他们以官爵为饵来笼络我，如果我接受他们的推荐，那么与他们所为有什么区别呢?这样做于公于私都有愧。我这里有一道奏章，论及他们的错处，准备呈上去。与丞相开诚布公地讨论，合则留，不合则去。”第二天，曾布数次派人前来陈府，邀请晤面，表明器重之意。陈瓘到曾宅后，拿出意见书，二人立刻争辩起来。曾布生气了，出语越来越严厉，甚至脏话也冒了出来。陈瓘则不卑不亢，和颜悦色，据理力争。见曾布失态，他慢吞吞地说，刚才我们讨论的是国事，是非终有公论，最后将由历史来证明。相公何必因此发怒，有失宰相礼贤下士之礼呢?弄得曾布十分尴尬，连声道歉。几天后，陈瓘出任台州知州，离开朝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