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王朝即将灭亡前夕，从汴京城里发生的事情来看，就预示着这个王朝的运数即将结束了。那么，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先从宋钦宗赵桓说起。
宋钦宗赵桓，初名赵亶，生于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他是宋徽宗赵佶的长子，宋高宗赵构的异母兄，他的母亲是显恭皇后王氏，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被立为皇太子。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在金兵大举入侵汴京(今河南开封)之际，他的父亲宋徽宗禅让帝位，赵桓被迫即位，改元靖康，是为宋钦宗。他是宋朝第九位皇帝，也是北宋的末代皇帝，在位一年零二个月。
宋钦宗为人优柔寡断、反复无常，对政治问题缺乏判断力和洞察力，是懦弱无能的昏君。他听信奸臣谗言，罢免了李纲。金兵围攻汴京，却无力抵抗，于是向金求和。最终被金人俘虏去贬为庶人。金人册封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史称张楚或伪楚)，北宋灭亡。
宋钦宗在位仅一年多时间，却走马灯似地拜罢了二十六名宰执大臣。其中对危局产生关键性影响者是耿南仲、李纲、种师道等人。但是，李纲的一些重要的救国之策不被钦宗采纳，而耿南仲的一些重要误国之谋却被钦宗采纳。
宋钦宗即位前，耿南仲担任了十四年的皇太子宫僚。但宋徽宗宠爱三子郓王赵楷，颇有废立之意。耿南仲由于有在皇太子地位岌岌可危时，保卫太子地位的特殊关系，因此，宋钦宗即位后的第三天，立即任命耿南仲为签书枢密院事。由于耿南仲害怕金军，“奉椒房出奔”，一度逃离开封，但仍深得宋钦宗的信任。
耿南仲任执政后最重要的政绩，一是排除异己，二是“主和议”，破坏抗金，这两条劣迹在危难时期，对北宋的覆亡起了恶劣的作用。宋朝不少士大夫，治国和救国全然无方，而彼此勾心斗角，玩弄权术，却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耿南仲就是一个典型。
当金军南侵，大宋朝野，乱成一团，束手无策的时候，太常少卿的李纲却脱颖而出，超升兵部侍郎，很快又超升执政。
宋钦宗随即又授任他东京留守、亲征行营使。正如《朱子语类》所说：“当时不使他，更使谁?士气至此，消索无馀，它人皆不肯向前。惟有渠尚不顾死，且得倚仗之。”李纲一个不知兵的文臣，仓猝间，居然能有效地组织汴京城防，屡次击退敌人。因此他在士民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但却招致同列很深的忌妒。宋钦宗本人也摇摆于卑怯的投降主义和轻率的冒险主义之间，他委任李纲负责城防，又不授予全权，更不听李纲的劝阻，而是致力于屈辱求和。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二月初，发生了宋钦宗批准姚平仲劫金营而失败的事件。李焘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将此事归结为“李纲主平仲之谋”，但李纲在上皇帝奏中明确说，“平仲之出”，“在微臣实无所与”。故《朱子语类》力辩其非，说：“劫寨一事，决于姚平仲侥幸之举，纲实不知。”事实上，此次劫寨“杀伤相当”，“行营司所失才百馀人，而(陕)西兵及勤王之师折伤千馀人”。然而，宰相李邦彦“方主和议，忌李纲主战”，他与众执政乘机夸张事态，诿过于李纲。宋钦宗惊慌失措，下令罢免李纲和统率陕西援兵的老将、同知枢密院事种师道。於是汴京城中爆发了陈东领导的伏阙上书爱国群众运动。
陈东直到临死，都未与李纲有一面之交，几万无组织的群众云集宣德门下，正说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认定，救国已非李纲莫属。当然，群众运动到此也很难控制激烈的行为，譬如，杀内侍，殴击宰相李邦彦等。宋钦宗无疑是将爱国群众运动视为厉阶，不能容忍对其君主权威的挑战。他虽然没有李纲在幕後操纵此次“伏阙”的证据，被迫复用李纲，但“自後君臣遂生间隙，疑其以军民胁己”，“颇忌之”。当时，宋钦宗为了奖励抗金民众，发给李纲空名官诰三千馀道，而李纲“只用三十一道”，只补无品小武官进武副尉二人。可是宋钦宗居然亲下御批说：“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专权，浸不可长。”正如朱熹感叹说：“如此，教人如何做事?”
宋钦宗曾被迫与金东路军统帅完颜斡离不订立城下之盟，事后他又翻悔，并听从李纲建议，“解太原之围”，拒绝割让自太原、中山和河间三镇以北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