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专权期间残害忠良、结党营私、贬黜异己、卖官鬻爵，甚至“挟虏势以要君”，企图架空畏敌如虎的宋高宗，正如南宋大儒朱熹所云“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1)
秦桧这样一位恶行罄竹难书的奸臣，近些年来，却有一些人为其鸣冤叫屈，他们认为正是由秦桧主导的议和，才使得南宋江山能够延续一百五十余年，所以秦桧有大功于社稷，是忠臣!
这种说法似乎有一些道理，但是，我们只要理清“宋金议和”这个关键问题，就会发现秦桧到底是忠还是奸，根本没有任何悬念和争议!
提到宋金议和，人们往往不自觉的和卖国、投降等等一系列负面词语联系在一起，其实，议和本身是一个中性词，并没有褒贬的含义。
战略性议和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弱的一方做出一定的领土让步或者采用称臣、和亲、赔款等方式，促成与强势敌人的议和，争取到一段战略缓冲期来休养生息、训练士卒，最后发起反击，打败敌人，一雪前耻。
南宋初期，金强宋弱是不争的事实，南宋除了军事力量远不及金国之外，国内还有诸多盗贼、流寇和农/民起/义，他们攻城略地、割据一方，也是朝廷的心腹大患，而且部分地方官员对宋高宗即位的合法性有所怀疑，还处于观望之中，对朝廷的诏令，往往敷衍搪塞推诿，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与金国议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南宋与金国议和成功的话，可以争取到一段战略缓冲的时间，能够集中全力剿平和镇压国内的流寇、盗贼和农/民起/义，再大力发展经济，囤积粮草辎重，训练一支能够与女真铁骑抗衡的精兵，然后北伐收复失地，洗雪“靖康之耻”。
战略性议和是正当和高明的策略，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君主都使用过这种战略，如：
春秋时期，吴越争霸，越国战败后，越王勾践向吴国乞和，并入吴国为臣，给吴王夫差喂马，做起了奴仆的工作，甚至品尝吴王的粪便来为其诊断病情，最终得到吴王的信赖，三年后，得以返回越国，勾践卧薪尝胆，在范蠡和文种的辅佐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后，一举灭掉吴国，洗雪前耻!
汉高祖刘邦打败西楚霸王项羽后，匈奴南侵，汉高祖率领大军迎战，却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后来采用陈平的计策才脱身与大部队汇合，汉高祖意识到匈奴强大，是刚刚经历了三年反秦战争、四年楚汉战争后人口凋零、百废待兴的汉朝难以战胜的，就采用刘敬的和亲策略，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的爆发，为汉朝争取到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时间，“文景之治”后，汉朝国力大增，经过汉武帝和汉宣帝两朝的战争，匈奴呼韩邪单于率众来长称臣，汉朝一雪和亲之耻。
隋朝末年，李渊起兵反隋之后，为避免腹背受敌，向北方的突厥称臣，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不久，突厥大军就南下攻至唐朝首都长安郊外的渭水河畔，英明神武的唐太宗知道唐朝刚刚经历了隋末大混战，国弊民穷，无力与突厥开展，就以身犯险，率领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至渭水边，与突厥颉利可汗在渭水便桥上，斩白马立盟，史称“便桥之盟”，和突厥签订城下之盟，被唐朝人认为是奇耻大辱，几年后，李世民利用突厥内乱，派遣卫国公李靖北伐，一举攻灭东突厥，报仇雪耻。
越王勾践、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三位历史上的著名君王，都有过迫于情势与敌人议和的经历，这并不会影响到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地位和评价，相反，他们能够审时度势、忍辱负重，更彰显过人的才智和气魄，是优秀的政治家，是合格的一国之君!
同理，在金国强大的现实情况下，南宋与其议和，也不应该被指责，南宋四大名臣中的赵鼎和李光，全都支持朝廷和金国议和，毕竟，先把南宋朝廷保存下来才是当务之急，然后才能励精图治，反击敌人，报仇雪恨!
有一个反面的例子，被称为“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明朝，末代的崇祯皇帝和大臣们，始终拒绝与后金议和，明朝不得不两线作战，既要和国内的起义军交战，又要分兵对付后金，在内外交困之际，崇祯皇帝动过和后金(已改国号为清)议和的念头，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负责此事，但议和的消息不小心被泄露出去，面对大臣们来势汹汹的逼问，心狠手辣的崇祯皇帝连忙把黑锅甩给陈新甲，将其处死，把自己的关系撇清。最终，两线作战消耗掉明朝的全部力量，北京城被李自成攻破，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不久，清兵入关，大明的江山全部落入清朝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