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道年间，宋孝宗打算派出泛使到金国更改“隆兴和议”的条款，无故更改和议内容，几乎相当于向金国挑衅，必然使金国皇帝暴跳如雷，使者此行，等同于羊入虎口，凶多吉少，一时间，文武官员，无人敢领命，关键时刻，一位文官挺身而出，接下这个前途充满凶险的出使差事，他就是范成大!
范成大，字致能(也写作至能)，平江府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高中进士，乾道三年，知处州，乾道五年，任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
宋孝宗为什么要更改“隆兴和议”的条款呢?还要从“隆兴北伐”开始说起。
宋孝宗即位之后，为收复北方失地，发动北伐，但由于枢密使张浚措置失当，兼之部下将领失和，，宋军兵败符离(今安徽宿州)，北伐失利后，信心遭受严重打击的宋孝宗不得不和金国重新签订“隆兴和议”。
在新的和议中，金国做出一些让步，比如南宋每年缴纳的银绢由“岁贡”改称为“岁币”，数量也从每年二十五万两(匹)改为每年二十万两(匹)，两国的关系从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南宋递交给金国的文书也从“奉表”改称为“国书”等等。
但“隆兴和议”对两国递交国书的礼仪等细节问题依然延续二十多年前的“绍兴和议”，即“凡金使者至，捧书升殿，北面立榻前跪进，帝降榻受书，以授内侍(1)”，宋孝宗视这种不平等的甚至带有屈辱色彩的礼仪形式为奇耻大辱。
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金国完颜仲(石古乃)出使南宋，宋孝宗不愿意卑躬屈膝迎接金国“国书”，提出由閤门使来出面接受，这一举动遭到完颜仲的强烈反对，宋、金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太上皇宋高宗担心此举会破坏宋金“友好”的双边关系，出面干涉，宋孝宗最后只能妥协。
宋孝宗对此事始终耿耿于怀，乾道五年，在虞允文的建议下，打算派遣泛使到金国去更改受书礼仪和归还河南宋朝皇陵之事，但遭到左相陈俊卿的反对，俊卿认为：“陛下痛念祖宗，思复故疆，臣虽疲驽，岂不知激昂仰赞圣谟，然于大事欲计其万全，俟一二年间，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误国事。(2)”大意为想要恢复故土，要等到国家的力量强大起来才行，自己不敢为了迎合圣意而耽误了国家大事。
孝宗一怒之下，将其罢相，以观文殿大学士之职出知福州(3)，陈俊卿辞行之际，依然劝皇帝不要轻易派遣泛使，孝宗不为所动，任命虞允文为右相兼枢密使。
虞允文是坚定的主战派，曾在绍兴末年金主完颜亮亲率大军南侵之时，取得过“采石大捷”，名震天下，虞允文和孝宗想法一致，任相之后，准备派人出使金国，以要求归还皇陵的名义，更改受书礼，但此次出使，危险性极高，大多数的官员都不敢去或者不能胜任，于是，虞允文向皇帝推荐李焘和泛成大二人作为使者人选。
李焘是史学典籍《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编撰者，才高胆小，知道这件事后，连忙找到虞允文说：“今往，金必不从，不从必以死争之，是丞相杀焘也。(4)”
李焘不敢去，使者人选只剩下范成大一个人，同为读书人的范成大豪气干云，慨然应允，孝宗谓之曰：“卿气宇不群，朕亲加选择(5)”，迁成大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充金祈请国信使(6)。
范成大也知道此行危险，早已抱定必死之心，说：“臣已立后，为不还计(7)”，孝宗连忙说：“朕不发兵败盟，何至害卿!啮雪餐氈或有之(8)”，大意是：爱卿出发之后，我不会发兵进攻金国，也不会撕毁隆兴和议，爱卿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可能会风餐露宿、啃雪食毡。
范成大请求在国书中载入受书礼一事，孝宗不同意，遂行(9)。
到达燕山后，范成大秘密地写好接受国书详细仪式的奏章，放入怀中藏好。抵达金国首都中都(今北京)后，朝见金国皇帝金世宗(完颜雍)，范成大呈进国书，言词慷慨激昂。
金世宗君臣倾听之时，范成大忽然说道：“两朝既为叔侄，而受书礼未称，臣有疏(10)”，意思是宋金两国已经结为叔侄关系，但是受书礼仪却没有定下来，我这里有章上奏，然后取出那份事前写好的奏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