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盛时金陵
在金世宗末期至金章宗时期，是金陵的全盛时期。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也就是金世宗行将谢世的那年，专门“设万宁县以奉山陵”(《金史》志第535页)。两年后，即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改名为奉先县。
这时的金章宗以“文采风流”自居，并确实以诗文著称一时。他开始继完颜亮和完颜雍之后，大修北京园林，先完成了著名的卢沟桥工程。之后，又建成了始自金世宗的“离宫”(又称大宁宫)，这就是今天著名的北海公园。此外，他还仿西湖而筑西湖，望春山而建香山，高梁河两岸植满桃柳李杏，玉泉山下栽上芙蓉，香山八景、玉泉行宫、双清别墅都建成了，连今黑龙潭、大觉寺都是当时行院的遗址。
他这样的大规模的建设园林，当然不会遗漏金陵了。
云峰山的自然山水原本就十分秀丽雄奇，此时在群山万树之中修了无数宫阁楼台，红墙绿瓦，青冢白栏，当是十分壮观。1987年调查发掘出一段御路遗迹，栏杆是汉白玉的，雕满花纹，连每一级台阶上也都雕刻了花;台阶是青石的，每块青石的连接处雕刻的都是忍冬卷草，花纹镶对的十分整齐。就是在地面上搜集到的石刻砖雕也都极富艺术性。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这里曾出土了石羊、石马、石狮等，后又掩埋了。睿陵前还有挞懒的牵虎石像。
各陵前除了享殿外，应还有碑亭、明楼、祝版房等，而且有事先砌筑好的祭祀坑，1986年曾发掘了两个“祭祀坑”，都是用雕得十分完好的青石筑成的。五十年代时，坑里出土过祝版哀册。
值得解释一下是，其中一个大的祭祀坑，当时还曾认为是“陵道”。在2002年将底部的二百多块上吨重的石块，动用起重设备，都挖了出来。发现下面就是“睿陵”的地穴。
这不能怪当时课题组命名错误。
按照我们的国家规定，就是从挖掘明朝定陵开始，已经知道是皇帝陵墓的，不经过国家批准是不允许发掘的。所以只能挖到什么程度上，根据呈现出来的状况而命名。他们后来挖到地宫嘲笑前人命名的不确，实在是太浅薄了。
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隐情。就是当时的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所长。都不是管理文物考古出身的干部，是应聘而来的，着急搞名堂，出成果。1999年到任，让我带到二果园一带，去勘测发掘。我就问过，你们有没有国家局批件，说了支吾一会儿，不过是有北京市局的同意。
那时我就知道他们没有国家文物局的批件。所以我就尽量避免参加他们的考察活动，发掘就躲得远远的。有人说，发掘睿陵揭开地宫的时候，是经过国家文物局的同意的。那倒是，已经挖的有棺椁都露出来了，以抢救性发掘进行的，国家文物局派专家到现场来看，其中有一个专家是光火的。不过咱们这个体制问题，事实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你不同意挖又怎么样?所以就批准了。还说什么有蓄水池等，是抢救性发掘，纯粹是编瞎话。
我们在1986年，当时的课题组是拿着国家文物局批准的批件进行调查的。那是调查的批件。还有需要将静电扫描结果验证一下，不许深挖。扫描结果验证即可，绝对不允许发掘皇陵墓室，所以我们没有挖。他们局所两个头头以前没有做过文物工作，急着出名堂，出成果就干了。但他们搞关系是可以的，所以也只好认可他们发掘。
我们看见了祭祀用品，看见了那一层层的石头。说是祭祀坑又有什么错?他们行文用“所谓”祭祀坑，语带讽刺。
后来，我在报纸上透露了金皇陵在发掘的消息，他们通过报纸说“金陵”一片荒地，什么陵墓也没有。我准备到法院起诉他们，房山文委的领导和有关的人连续请我喝酒，让我撤回诉状(当时是在律师手中)。特别是会影响文物管理所有的人的前景，都是同事，还按朋友，我才放过他们的。
所以，在1986年的时候，我们就是胆儿小，守规矩，不敢往下挖，给了个“祭祀坑”的命名。他们胆大往下挖了。如果当时也把石头挪出去，向深了挖，露出了底下的棺椁，我们能说祭祀坑吗?
这件事国家文物局是有责任的。当时就应该处理处分。由于这次发掘，并且疏于管理，甚至可以说没人管理。现在的金皇陵一带破坏都不成样子了。原来可以说遍地文物，金朝明朝的东西太多了，随时可以拾到。现在再也找不见了。这次发掘可以说就是对文物法的公然违背，是对文物的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