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挚(公元994-1059年)，字公仪，北宋成都府新繁县(今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人，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进士，历任殿中丞、殿中侍御史、龙图阁学士、右谏议大夫等职，先后还出任过苏州、昭州(今广西平乐县)、滑州、杭州、江宁府以及河中府等处的地方父母官。卒于河中府任上。
梅挚为官，一生清正廉洁，光明磊落，公忠体国，从不阿附权宦，敢于直言进谏，而且才智敏捷，博学多闻，深得人心。宋仁宗曾褒奖他“言事有体”，苏东坡称颂他“执事骨鲠”，欧阳修赞扬他“清慎好学”。在任期间，梅挚十分体恤百姓。在滑州时，每年的修河护堰，工程浩大，原来都是百姓承担，而梅挚在任时，却抽调金州兵丁协助护堰修河，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一次河水猛涨，为了保障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梅挚多日昼夜带领部下亲临现场，督修堤岸，防止了水患带来的灾难。仁宗得知后特下诏嘉奖他的功劳。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梅挚被派往杭州上任，宋仁宗在为他送行时，特赐诗一首。诗中勉励梅挚，到人间天堂的杭州后，要大力宣扬宋朝的政化，以获得当地百姓的颂扬。景佑年间，梅挚被调到昭州做官，他爱昭州的峰林、曲流，那绿洲、寺观尽收眼底。面对这不寻常之处，梅挚深受启发，写下了《十爱诗》五律十首。
梅挚爱憎分明，足智多谋。他憎恨那些贪官污吏的贪赃枉法，横征暴敛，腐化堕落。在昭州，写下了著名的《五瘴说》，在他的任职期间，他努力革除地方弊政，关心民瘼，为大众百姓多做好事。这样一位被老百姓称为“青天”的人物，很快在民间广为流传。“人走茶不凉”，昭州民众为他建了一座“梅公亭”，并把《十爱诗》和《五瘴说》刻在石壁上，以此表达对梅挚的崇敬和怀念。
梅挚留给后人的《五瘴说》文章不长，仅有一百二十字：“仕有五瘴：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帏薄之瘴也。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殒，虽在毂下亦不可免，何但远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归咎于土瘴，不亦谬乎!”
瘴，又叫瘴气，是指在我国南方的亚热带潮湿地区流行的恶性疟疾。人一旦染上这种疾病，就很难医治。因此，在瘴气特别流行的地区，人们很害怕染上。在梅挚看来，自然界的瘴气的确可怕，但是对于为官之人来说，官场仕途上的五种瘴气更为可怕。
梅挚认为，凡为官之人一旦染上“五瘴”之一的，通通会遭到百姓的反对、历史的惩罚，要想侥幸逃脱是不可能的。梅挚写下的这篇《五瘴说》，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如匕首投枪，击中当时官场仕途的要害。六十年后，在北宋元符年间，因直言上疏，受蔡京诋毁而被贬官昭州的邹浩，读到《五瘴说》这篇好文，感而赋诗曰：“五瘴作时虽不染，一篇留诫指其然。”
南宋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由广西经略安抚使朱晞颜跋文，请书家右俛特书《五瘴说》，雕刻在风景秀美的桂林龙隐崖。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把梅挚的这篇文章作为“官家药石”，警醒世人。
1963年3月，郭沫若游览桂林山水时，当登上榕树楼，看到梅挚的这篇《五瘴说》后，激情勃发，特作诗一首，其中有两句这样说道：“榕树楼头四壁琛，梅公瘴说警人心。”可见。这篇文章对后人的深远影响。
新繁东湖公园李德裕石碑的像后面，刻有梅挚的《五瘴说》。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新繁人严渭春做广西巡抚，巡访桂林时，在龙隐崖看到了刻在崖壁上的梅挚的《五瘴说》，回到新繁后，多次提起这事。新繁人吕子丹，在贵州罗斛当官上任后，遂派人前往广西拓制梅挚的《五瘴说》;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吕子丹返回新繁后，特意把《五瘴说》的拓片赠送与龙藏寺方丈雪堂和尚。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雪堂方丈请工匠将梅挚的《五瘴说》刻于龙藏寺的碑林。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新都知县段莹又将梅挚的《五瘴说》刻在了新繁的东湖公园内。
